10月20日，第七届儒商论域在北大举行

2024年即将发行的日本新版万元纸币，将采用日本知名儒商涩泽荣一的头像，这在日本已经引发热议。在工业化时代，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说”将财富和道德有机结合，为近代日本产业和经济打下基础。在互联网时代，以他为典范的儒商精神又有哪些新的拓展？如何像他一样做一个“大生意人”？10月20日，由长江商学院与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儒商论域的主题聚焦《儒商传统的现代转型：精神人文主义与儒商的实践》，在前六届探讨儒商认同、全球伦理等理论基础上，本届集中讨论了儒商的实践。近百位中外知名人文学者和企业家从形而下的合规与守法，到形而中的人工智能与伦理，再到形而上的己群地天与大生意，从诸多视角探寻精神人文主义在商业实践中的经度和纬度——“作为国际型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商业的道德感，用多维度和大格局的视野去审视整个生活，生态的意义和国家天下的利益，这才是大生意。”

儒商典范涩泽荣一：一手《论语》一手算盘，合本主义开道

涩泽荣一（1840-1931）被认为是近代日本的实业之父，他一生创立了500余家企业，相关联的当世和后世系列企业多达1500家，日本企业经营模式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有涩泽荣一的理念在其中。涩泽荣一毕生将儒学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涩泽荣一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有很大的启发。”日本 GLOBIS 商学院管理学院访问教授守屋淳指出，涩泽荣一认为对算盘中舍弃弱者和过度的经济合理性问题，会和《论语》中“忠恕和义”的价值观相碰撞。在他看来，论语和算盘都是为达到繁荣日本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因此，他能够客观地认清论语和算盘各自的强项和弱项，思考如何活用这些强项来获得两者间的平衡。“在论语与算盘的张力中，我们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富裕和道德生命的挺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繁荣。”主持者、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中心王建宝这样点题。

近代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及其著作《论语与算盘》

日本关西大学访问学者木村昌人（左），日本 GLOBIS 商学院管理学院访问教授守屋淳（右上），日本涩泽荣一纪念财团执行主任井上润（右下）

涩泽荣一的主要思想包括打破管尊民卑体制，道德合一经济说以及合本主义。其中合本主义意味着经商的原则应该是把最好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共同去达成一个目标，最终实现社会的福祉。那么在当代，研究涩泽荣一精神以及其道德与经济组合有何现实意义？日本关西大学访问学者木村昌人总结道，首先，对于社会的很多不稳定性，我们可以借鉴合本主义的思想，去改进现有的货币系统，更好地促进全国资金的交流和整个金融行业的变革。涩泽荣一当时也是运用了儒家思想，将传统的道义引进了投资界和银行界的领袖思想中，强调商业的道德感。这种思想对于现今的新兴国家也很有借鉴意义，包括防止腐败，缩减贫富差距等。此外，它也可以防止整个金融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

“纵观现代整个社会的发展，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带来了很多周期性的问题，包括金融的衰退等。但在涩泽荣一的合本主义中，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都是独特的，我们需要将商业的道德感整合进现有的资本主义模型，才可以更好的平衡金融资本主义。”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15年前就在山东的会议上向企业家介绍涩泽荣一，在他看来，在当下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世界需要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商业文明，合本主义虽然是日本的一个词语，但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

儒商的新使命：为全球治理提供“天下”等新思想资源

在杜维明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眼里，涩泽荣一无疑是近代儒商实践的一个典范，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之际，儒商的精神内涵有哪些变与不变？杜维明认为，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人文关怀，尊重各文明及宗教信仰，对社会公益有责任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好的积累，企业家也开始关注人生的意义问题，不只是一位追求物质的成功，如何积累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发扬伦理智慧、开拓精神价值，都是儒商文化的内涵和形式。儒商作为新的论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拓与发展。

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李念摄）

“经济人可以说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全球很多企业家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人的价值，在市场竞争中，他们守法、合法，最大化地得到了自己的利益，但这远远不够，企业家也要向文化人和生态人发展。”杜维明指出，2012年，北大在德国基金会的支持下创立了世界伦理中心，以此为平台，展开儒和商之间的对话，加强了商业社会的良知理性，推广儒商的认同，使财富从现代经济人狭隘的、有局限性的铁笼，转向为“富润屋，德润身”，这是以财富来培养人格，发展人格的重要之源。

“儒商的精神传统是源远流长的，但其精神内涵需要重新确认。”在崔保国的理解中，儒学是一个文化整合的平台和一种教育体系，所以儒商本身就不只是儒家和儒学的思想，它是中国文化的综合体。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对内整合，作为东方商人或儒商，它的精神内涵至少要包括中国文化的几个主要方面，即易、道、儒、释、兵、医。儒家带给我们的是管理思想，佛家带来的是修养，兵家带来的是战术，法家带来的是治理方法，而医学更是增加自身的健康和天地的融合。“所以说，儒家的精神内涵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综合体，儒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代表以及整合平台。”

对于儒商的当代实践，崔保国提出了“儒家思想与全球治理有何关系”的思考。互联网巨头和全球化垄断，是当今商业文化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在这种商业文化背景下，儒学和儒商该如何构建精神体系，应对这样的现实？崔保国认为，互联网的治理需要“天下思想”来统摄，因为它是全球的。而在治理中，商业秩序很重要，电讯秩序、政治秩序、全球秩序都需要重建，“全球治理需要哲学理念，儒商的发展需要考虑在互联网时代怎么发挥儒学的思想、伦理和天下的思想。能够给全球贡献思想，这才是儒学第三期最重要的目标和使命。”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左），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陈少峰（右）

“大生意”所具思维：企业家种树，商人买卖木材

“儒家有富己、富国、富天下的理想，它重农而不轻商。企业家若能做好天地群己的大生意，小则富甲一方，大则经世济民，实现财富的道德理念，在当下就能够成己、能够成人。”在杜维明的破题下，大生意到底意味着什么，谁能够带领大家去做大生意等一系列话题引发了学者和实践者的思考。2010年开始从事茶行业工作，同时也在做茶文化研究的天下名山品牌创办人邓增永博士分享了他眼中的大生意，“茶行业没有特别大的企业，但茶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非常大。茶发端于中国，但到了世界各地之后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它的文化格调可以称得上大生意。另一方面，茶树的种植有利于丘陵山区的水土保持和气候调节，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从种植、栽培到茶饮的整个过程与方式，都极符‘天道自然’的天然属性，与未来生态文明极其合拍。中华茶文化核心中的‘和’让它可以做成一个大生意。”

能做大生意的人一定是个英雄式的人物，曾国藩认为这样的英雄必须具备精明和高明这两个特点，即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看得细。据此，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陈少峰进一步定位了企业家和普通的商人，他表示，两者间的区别在于企业家是种树的人，商人是买卖木材的人。企业家是创造内在价值的人，而商人是用杠杆去把这个价值进一步放大的人。因此，企业家不仅要有一种抱负，同时还要有一种长远的价值观。陈少峰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家是抽象型的思维，普通的商人是功能型的思维，即关注具体的活动。“因此，要在思维层次上提升才能做好大生意，战略、品牌、价值、原则等所有这些都是围绕抽象来展开的，形而上后再来做形而下，这是我们今天做大生意的一个哲学或者说是思维的基础。”

宁洲明、王双强、洪卫国、肖知兴、田茂永、周生春（从左到右）对话《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商实践——合规与守法》

杨宪萍、施永敏、刘志伟、曲凯峰、刘亚东、席卿（从左到右）对话《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商实践——人工智能与伦理》

邓增永、梁紫苏、明旭、陈少峰、刘高升（从左到右）对话《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商实践——“大生意”》

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梁紫苏以涩泽荣一为例，他致力于与美国的民间外交，一生与8位美国总统都有过交流。他的大生意的一部分，可以说与其国民外交分不开。涩泽荣一认为以实业人为核心，在必要的时候获得知识分子、学者等人士的参与，并且能够通过积极与政界、看，涩泽荣一和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明旭例证的南通企业家张謇，都跳出了生意人所关注的最狭义的利益相关者，看到了更多的利益相关人，进而来治理一个更广泛的生态格局。

商学院如何在全球商业的人文教育中起到更大的作用？2005年，长江商学院率先提出培养企业家的人文关怀和全球担当，2017年，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人文战略更进一步，1400多名学员参加了杜维明先生的人文第一课。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认为，受益于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己群地天四个维度，长江商学院已经迈向了企业家全球视野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向西方学习，第二个阶段是介绍西方经验，如今是和西方一同解决人类的困境。而企业往往是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平台，对改善世界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

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李念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考验，从经济人向文化人和生态人发展，涩泽荣一提供了近代儒商的典范，如今迈向4.0方向发展的长江商学院则为培育儒商提供了更有力的平台。其对新商业文明的弘扬将从中国拓展至全球，而儒商论域系列研讨会的一个目标即是发掘儒家商业伦理的精神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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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琭璐 李念

现场照片：除说明外其余由长江商学院提供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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