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理性与思辨一直是杨黎光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突出个性与特色，早在20年前他的成名作　《没有家园的灵魂》中这个特点就已初见端倪。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这应该是较早一批涉及反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在那个年代里，仅是题材的猎奇就够诱人的，但杨黎光却能够从那个贪腐大案中跳出来，冷下来，思考诸如“枕头”与“幸福”这类关乎人生的终极问题，不易!

不仅如此，这种理性与思辨的特色在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写作中也在一直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在他早期创作中，其理性与思辨基本上还只是融入一个中心人物或一个中心事件，作品的主干还是人物与事件;《瘟疫:人类的影子》　差不多可以说是杨黎光创作发生变化的一部过渡性作品，这部以2003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非典”为中心事件的长篇报告文学虽也还可以说出一个中心事件，但事实上，这个中心的边界已经从“非典”延伸到了人类瘟疫的演变史;再往后到了　《中山路》　的问世，所谓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便基本荡然无存，作品的主角儿变成了N条名为“中山路”的路，骨子里则是自1840年以降所开始的中国艰难的现代化之路，人物与事件完全被问题所取代。

而杨黎光最新问世的长篇报告文学　《横琴———对一个新30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　（原载　《中国作家》2015年第10期纪实版）　则更是将这种演变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部作品说不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也缕不出啥惊心动魄的事儿，剩下的就是一片名叫“横琴”的地方和作者的“十个观察与分析”，骨子里还是问题，即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且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中国下一个30年究竟该如何走下去?

如此宏大的问题又岂是一部我们曾经习见的即使是长篇的报告文学所能负载?　因此，我曾经在　《横琴》　的研讨会上说到自己的阅读感受时戏言“自己基本没办法像以往阅读报告文学那样来看这部作品，而更多时候就像是在读一部有关社会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阅读的速度也因此而慢得很。”

我这样的描述在当时的确不含任何或褒或贬的价值评判，而只是对自己阅读状态的一种客观写照，且自己的这种感受在当时与会的其他专家中竟也有些共鸣，只不过当时在会上大家并没有就　《横琴》　的文体多作纠缠，而都是以“思辨”一词一言带过。事后再一想，如果较真儿，还真有一个问题:这种文学化的研究报告肯定既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报告文学也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报告，那么它是否有可能变异成长为报告文学大树上的另一新枝?

当然，传统的报告文学在文体上其实也一直在悄然嬗变着，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品大多的确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或事件展开，而愈往后，这个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半径则不停地在扩大、维度不停地在增多，以至一度出现了以“大”为美的报告文学，多少有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文学化的倾向。而大家之所以对报告文学出现历史的文学化或文学化的历史倾向不存多少异议，我想还是因为人物与事件这两个报告文学的基本要素依然还在，丢失的只有及时新闻性这一点。而文学化的研究报告则显然不同了，它所面对的毕竟不是人物不是事件而是问题，这的确可能会令一些人由此而从报告文学的文体角度提出质疑。再说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研究报告，有些文学化或许还不是问题，致命的还在于支撑起研究报告的是要求有更多的数据与实证，这些东西恐怕又是报告文学所难容的，这也是我认为　《横琴》　只是像而终究不是研究报告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杨黎光的报告文学写作从以思辨见长走向现在的“非驴非马”的确给报告文学的写作与研究提出　了一个新的课题:是在传统报告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开疆拓域还是干脆剑走偏锋另辟蹊径?

仍旧以　《横琴》　为例，杨黎光写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初衷就是要以珠海横琴新区为新30年改革样本并对其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进行“十个观察与分析”，如此宏大的叙事，的确很难通过一两个中心人物或事件的传统报告文学写法而得以实现，因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认定:正是这种创作初衷决定了杨黎光选择文学化的研究报告式写作就成为一种必然?　而比之于传统报告文学的写作，《横琴》　之长首先在于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见广阔，作家的思考也可以来得更直接;其次由于作家这种职业的敏感导致了他对某些问题的观察与捕捉比之于专业学者更加独特和迅捷;第三自然就是作家的文学能力决定了他笔下的感染力与影响力要强于专业学者。而　《横琴》　之短，如果立足于文学，则由于作者偏于“观察与分析”，因而整部作品确有理性大于文学性、概念大于形象的特点，这样一来，读者的接受就必然少了些潜移默化而多了些被灌输被教化;反过来如果立足于研究，则因为作家终究不是专业学者，终究感性与形象之类已不可挽救地融入他的血液，因此在某些专业判断上或许失之于偏。而正是这样一种成败得失分明的写作或许已经道明了文学化的研究报告式写作本身的长长短短，再往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体其自身的长短不也正是自身的必然宿命吗?　天命如此，剩下的问题还是要看作者如何“运”了。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