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出版人之专业至少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所在出版领域的学术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根本无从判断内容的优劣高下，也缺乏对优质作者的亲和力与粘连度；二是对出版本身的职业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可能会做成一两本好书，却无法做强做大出版这个产业。两个专业对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来说缺一不可。

这应该是拙专栏自去年年初开张以来第一次推荐一本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论文集。按理说，我是没有任何资格写作这则小文的：首先，这本论文集中所收大部分学术论文无不共同指向一个名为“敦煌学”的专业，对此本人不仅谈不上有任何研究，而且真的就是一个百分百的“敦煌学盲”，单凭这一条就理当三缄其口；其次，作者徐俊兄现任中华书局总经理，从大的概念讲算我的同事，依世俗论，说好说坏都不妥，凭这一点亦当退避三舍。

尽管既无评说的资格又有犯忌之嫌，本人还是要顽固地犯一犯这个忌，实在是因为徐俊兄的这部专业性学术论文集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自　己积压多时的一些非学术感慨，不吐不快。

这部名为　《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考》　的敦煌学研究专题集，集论文凡39篇，其中绝大部分均以敦煌诗歌专题研究为主。如何评价这部学术论文集的学术价值，我没有任何发言权，好在陈尚君先生白纸黑字留下了评说：“引证之丰沛，考辨之绵密，分析之仔细，发明之新警”。我之引尚君先生评说为据不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大学老师，而且更是当今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大家，我没有理由不信任。

当然，为了印证陈先生评说的尺度妥帖与否和自己为文的独立性，我也努力将徐俊兄的大作囫囵吞枣地学习了一遍，其中若干篇则是不知其味地细细“啃”了一遍。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本人虽根本无力像陈先生那样的内行看出其中门道后再作评说，但自己终究也练了几十年的文字活儿，个中热闹总还是可以看看的。以　《身临其境的讲坛———关于敦煌诗歌写作特征、内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　一文为例，第一部分回顾敦煌诗歌整理研究的概况，从罗振玉到胡适、郑振铎到董康到王重民再到巴宙先生等一干海外华裔学者对敦煌诗歌文献的整理研究贡献一一道来，文字虽不长，但言简意赅、脉络清晰；第二部分讨论敦煌诗歌写本的特征，虽只涉及“写本时代”与“民间文本”两点，却引经据典达35条之多，力求落笔有据；第三部分对敦煌诗歌进行分类考察时，前后设置了时段、现存文献、作品产生之地域、作者身份和作品流传的场所、文学源流和敦煌学郎诗等六个维度，呈现出一种立体化多视角的学术追求；最后一部分关于诗歌写本的整理方式，面对敦煌文献发现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作者特别强调了要准确把握写本文本特征、与其他敦煌写本相结合和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三原则，显现出作者在文献整理时力求还原与求本的学术态度。徐俊兄的上述研究价值如何自然不是我这门外汉能够评说得了的，但其治学态度与方法则完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专业！　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是材料的引证还是考据的展开，无论是方法的使用还是观点的阐释，无不处处体现出专业的背景专业的学识和专业的精神，不仅前面例举的论文如此，在本人还逐一“啃”过的　《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　《伯希和劫经早期传播史杂考———罗振玉题跋　<鸣沙石室秘籍景本>　及其他》　《书札中的雪泥鸿迹———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　诸文亦无一例外。

倘若徐俊兄的身份仅仅只是一个学者，上述文字则统统自是浅薄甚至都是废话，一个不专业的学者只能是伪学者！　现在的问题是徐俊兄的身份首先不完全是一个学者而更是一个出版人、一个以出版中国古典文献为专业方向的中华书局的掌门人，因而这个身份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就别有一番意义，这也是我这个外行执意要写下这则短文的冲动之所在。

当然，一个专业的学者未必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但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则不能不专业。我这里所说的优秀出版人之专业至少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所在出版领域的学术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根本无从判断内容的优劣高下，也缺乏对优质作者的亲和力与粘连度；二是对出版本身的职业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可能会做成一两本好书，却无法做强做大出版这个产业。两个专业对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来说缺一不可。放眼回望我国现代出版发展史上能够称之为出版家的诸位前辈，从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到叶圣陶、胡愈之、王云五……几乎无一例外，看看他们为后人留下的出版财富，无不清晰地一一烙上了两个专业的鲜明印记。在我曾经供职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员工队伍中可以信笔列出这样一串长长的名单：冯雪峰、王任叔、楼适夷、聂绀弩、严文井、韦君谊、屠岸、萧乾、秦兆阳、孙绳武、蒋路、绿原、牛汉、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利器、陈迩冬、顾学颉、刘辽逸、伍孟昌、许磊然、卢永福……他们无一不是出版人与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的复合体，而正是有了这些“双面人”的存在，才铸就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中国文学出版史上的领头羊地位。

以此反观我们当下的出版业，标准的说法是正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因而必须实现由大向强的转变。依我理解：这里的所谓“大”所谓“强”都是着眼于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的年出版量已逼近50万种，远高于欧美年二三十万种的量，这是所谓“大”；而文化影响力和整体的经济实力的不足则是所谓“不强”。

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谈出版，论产业多说专业少。出版作为一种产业这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产业化背景下的出版本质究竟还是不是以内容为核心而与出版业自己所折腾的那点小房地产、非出版贸易、金融等其他营生无关？　如果认这本账，那么我们出版“大而不强”的根说到底还是内容不够强，而内容不强的根则在于身为出版人本应必备的两个专业都不强。学术专业弱导致了无法识别与判断内容的优劣，也吸引不到优质的内容源，其结果只能是盲目放量的“傻大”；后一个专业弱的结果则一定是无法将优质的内容传播开、放大去。从这个意义上就出版而言：不专业则无产业！　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点，提出出版界也需要“工匠精神”，其用心其所指本人当然十分认同，只是又以为“工匠精神”更多指向的是工作时那种精益求精的状态，但如果没有专业学识与能力的保障，即便主观上欲“求精”行为上也照样无从下手，既如此，倒不如理直气壮地强调出版人的专业化更明白痛快。

罢罢罢！　倘任此议论下去，离本文讨论的对象徐俊兄的　《鸣沙习学集》　将渐行渐远，徐兄的新作在这里就像一个“药引子”了，多有得罪！好在拙文开头已有相关声明在先，更何况我对徐俊兄这类做硬学问者始终心存敬佩，只是本人不才，只能就此打住了。

文/潘凯雄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