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金

许多歌剧创作不去思考如何把中国深邃的文化展示、推介到国际舞台，而是一味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在歌剧创作中生硬地加入“中国式”元素，这势必将踏入误区。

歌剧作为音乐王冠上的明珠，集音乐、文学、戏剧、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其表现力之丰富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也无法取代的。因此，它的创作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高度。近年来，我国许多中心城市都已兴建歌剧院，歌剧创作也几乎出现“井喷”之势。然而，艺术在于“质”而非“量”，中国歌剧尚缺少能以艺术高度在世界歌剧舞台占有一席之地。原因何在？

从客观上分析，歌剧属于西方文化，在欧洲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许多国家尤其是德国，几乎每一座大、中、小城市都有一座，甚至两座、三座歌剧院，它的存在早已成为当地人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歌剧在中国的发展还不足100年，起步较晚，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与欧洲各国相比较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歌剧作为一门投资花费大，回报慢的艺术形式，往往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发展，国家级歌剧院有了较为稳定的来自政府的扶持与经济支撑，但在中小城市，歌剧的发展依然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另外，在“快餐式”的社会大环境下，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歌剧作为慢节奏的艺术形式，原本也是小众文化，在当代“流行”艺术的主流文化中颇显得势单力孤。

从主观上分析，主要症结还在于我国歌剧专业创作人才的相对匮乏。歌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对创作人员的要求自然高于其他艺术形式。首先，歌剧作曲家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音乐创作能力，还要具备对戏剧剧本的鉴赏、掌控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文化修养。许多作曲家虽然在音乐创作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在尝试歌剧创作时，仍会表现得力不从心。同时，剧作家也应通晓音乐，而我国专业剧作家队伍中，具备一定音乐修养，熟谙音乐发展规律并能准确把握音乐语境的人员也相对较少，优秀剧本奇缺也成为掣肘歌剧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歌剧是戏剧和音乐结合的产物，两者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编剧和作曲家必须拥有互相融洽的协作关系，不能单打独斗。只有处理好中国歌剧创作人员在协作能力上的欠缺，解决好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才能统一音乐戏剧结构，创作出成功的作品。

此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主观原因。许多歌剧创作只是为了赶上某一项目而写，这些作品缺乏长期酝酿、构思与推敲，更谈不上用心，这类“短”“平”“快”作品的泛滥成了当下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一门心思揣测什么样的作品能获奖，这种创作不可能结出成果。歌剧的排演花销不菲，动辄几十万以及几百万元，把这些未经推敲、仓促而就的投机之作搬上舞台，简直就是“烧钱”的行为。

中国歌剧的发展尽管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的主、客观问题，但从整体来看，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依托中华民族几千年丰富的文化遗产，探索具有民族性的创作，不失为中国歌剧发展自身特色的一条路径。

众所周知，歌剧最早起源于意大利，逐渐传播至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并形成具有各地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比如德国歌剧偏好超现实题材，情节往往取材于历史、传奇、童话和民间故事，从中探索人生重大命题和哲学意念；法国歌剧艺术创作理念则不再局限于音乐和歌唱本身，而是将其逐渐拓展到音乐与整体视听效果的结合层面上，形成布景宏大、带有大型芭蕾舞蹈与合唱，并涵盖序曲、咏叹调、宣叙调、合唱曲的歌唱形式，人们称之为法国大歌剧；俄罗斯歌剧题材多表达精神上的追求，尤其是19世纪的俄罗斯歌剧，借鉴并吸收了法国、意大利、德国歌剧的精华，使其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具有了国际性，将民族性和国际性完美结合的俄罗斯歌剧自成一派，成为为数不多能与老牌歌剧大国相媲美的流派。

纵观中国歌剧成功的本土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西方音乐语言与本民族特征兼容并蓄这一鲜明特点。例如《原野》，大量借鉴了西方专业作曲技法、手段，而剧本则由中国经典文学名著改编，舞台、表演、服装等诸多方面更展示出浓郁的中国民族元素，尤其在宣叙调的创作中，作曲家十分注意中国语言的不同语调与节奏的联系；《木兰诗篇》将中国戏曲、曲艺及民族音乐元素自然地融于西方交响乐的织体结构，同时又传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舞美、服装设计也处处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中国歌剧创作中的“民族性”，在吸取成功经验、不断探索同时，也需谨慎。许多歌剧创作不去思考如何把中国深邃的文化展示、推介到国际舞台，而是一味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在歌剧创作中生硬地加入“中国式”元素，将自己置身于外国人的立场，寻找中国亮色，这势必将踏入误区。

歌剧创作中真正的“民族性”到底是什么？　对于中国歌剧创作者来说，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许需要长期地思考与挖掘，但是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只有不断创作出具有民族精神的优秀剧本，融合中国传统戏曲、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中国语言特有的语言韵律，兼容并蓄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多元素材，才能创作出更多优秀歌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