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江南，是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繁盛的地区，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江南因其广土众民、文化发达历来备受瞩目，其中，“徽学”则是学术积淀颇为深厚的一门学问。

在徽州，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还有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

“徽学”逐渐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主要研究徽州区域社会、徽州商人以及徽商在各处活动引发的相关问题，其核心则关涉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

在“徽学”研究领域，宗族一向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从明代中叶起，徽州就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一村一落，咸居万户人烟；某里某乡，称慕千年宗族”。对于此种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清人赵吉士曾指出:“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

在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以南幅员辽阔，宗族形态异彩纷呈，而明代以来形成的徽州宗族社会则独具特色。根据对现存历史文献的调查，上海图书馆庋藏的数以万计的族谱中，以来自徽州和绍兴两地者为数最多。而在徽州，不仅有一姓一氏的宗谱，而且还出现了《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那样关涉一府、一县的谱牒，这极大地凸显了徽州的地域特色。近年来，明清史学界有关江南有无“宗族”问题的讨论颇为激烈，究其实际，聚讼的焦点其实是“宗族社会”之存在与否。在江南的核心地带，我们虽然也看到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及其相关活动，但由于族众之间宗族观念的淡漠，我们绝难看到像闽广、徽州那样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的宗族社会形态（亦即乡族），亦难以看到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血缘性宗族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徽州宗族的深入剖析，无疑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广义“江南”范围内人文类型的多样性。

明代中叶徽商崛起，长江三角洲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舞台

在“徽学”研究中，席丰履厚的徽商活动一向受人关注。明代中叶以来徽商之崛起，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徽商挟其富可敌国的财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当时，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而江南则是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历史舞台。从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到了杭州，以此为基点，大批徽人进入江南的核心地带——长江三角洲。早在南宋时代，来自徽州的木材、茶叶、生漆等土特产品，就源源不断地输往都城临安（今杭州）。此种流动的商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为皖南山区积累了原始资本，也培育了山乡民众早期的契约意识。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东南一带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徽商在淮扬、两浙一带的盐业中异军突起。巨额利润回馈桑梓，又刺激了商业风气在民间的迅速蔓延。此后，大批徽州人沿着新安江的360滩，或顺着徽杭古道的石板小路，前赴后继地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凭藉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开拓出江南一带“无徽不成镇”的新局。关于“无徽不成镇”，出身于徽商世家的胡适曾这样解释：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一个村落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它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后，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从而将一个村落逐渐转变成为市镇……

在江南各地，富裕程度仅次于盐商的是典当商。明清以来，当地流行着“无徽不成典”的说法，意思是典当业大多为徽州人所开，即使在一些并非徽人开设的典当中，徽州出身的职员（俗称朝奉）也占绝大多数。江南人虽然对一些徽州典当之重利盘剥深恶痛绝，但与此同时，民间也亲昵地称呼典当铺为“娘舅家”，并喻之为“穷人的后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徽典在便民缓急、调剂民生上的正面意义。

除了盐商和典商之外，活跃于江南的徽州木商也相当著名。“生在扬州，玩在杭州（或苏州），死在徽州”之谚，在江南人们耳熟能详。在徽人眼中，扬州为两淮盐务中枢，不少徽州盐商后裔就生于扬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市廛繁华和杭州之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故曰  “玩在杭州  （或苏州）”。至于“死在徽州”，既折射了落叶归根的朴素情感，亦反映出来自徽州的“婺源加料双軿”寿板，在江南极受民众欢迎。当时，来自徽州的木材顺着新安江源源东下，除了供宫殿、衙门建筑，打造漕船、海船之外，亦满足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需求。在江南各地，“盐商木客，财大气粗”，无论是作为行商的木客，还是在地坐贾之木行，皆以来自徽州（特别是婺源）的木商占绝对优势。

概乎言之，15世纪以来的江南，囊丰箧盈的盐商、典商、木商，以及本小利微的徽馆业商、茶商、墨商等，皆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闻名遐迩。

巨量的徽州文书是江南史乃至中国史研究极珍贵的资料

在明清史研究中，“徽学”之所以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巨量的徽州文书之持续发现密切相关。近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献可谓层出迭现，但在众多的地域文献中，徽州文书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类型多样且内容丰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数量大约有100万件（册），这批徽州文书，是研究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也正因为如此，在广义的江南史研究领域，“徽学”成为学术积累深厚、研究前景广阔的专门之学。

迄今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收集始于抗战结束之初，当时，南京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献，慧眼独具的方豪教授购藏了其中的部分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历史学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至于成规模的发现，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因土地改革，在徽州各地抄出的成批古籍及契约，通常被用来烧火、造纸、制造鞭炮或包装农产品，其中不乏珍稀的文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著名收藏家、徽州版画研究专家），通过上海书商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就迅速在江南的各种场合，呼吁主管单位要从废纸中收集文献。此后，徽州文书被国内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迄至今日，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等单位仍然收藏有一批重要的徽州文书，这为此后江南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而对于“徽学”研究而言，这更奠定了其自成一体的基础。

至迟到16世纪，在江南文化市场，徽商操执牛耳成盟主

“徽学”虽然是以徽州遗存的丰富历史文献为其基本史料，但它所关注的绝不囿于皖南一隅，而是关乎南宋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

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走出万山之中，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在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滋养中成长，开阔了眼界，也极大地影响了侨寓地的社会变迁。据何炳棣教授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考中进士和寄籍他乡及第者），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180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在历史上，徽州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从明清进士一直到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人才都相当之多。“贾而好儒”的徽商，与活跃在江南的各地人群一起，将巨大的商业资本转化而为精致的文化创造与积累，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也使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同生共荣。

在江南，徽商是诸多文化艺术活动的重要赞助人。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江南一带献书最多的四家，除了宁波天一阁范氏之外，其他三位皆出自徽州，其中更有两位是生活在江南核心地带的徽商。

明代中叶以还，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曾经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当时，财聚力厚的徽商凭藉巨额资产，不惜重金，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金石、古玩和字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提高了艺术鉴赏的品味与水准，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的精品也多“海内名器”。至迟到16世纪，在江南的文化市场上，徽商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谱”。其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明代江南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江南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在当时，苏州人引领着中国的时尚，“而徽人导之”，则主要是指徽商对于时尚变迁的推波助澜。

“徽学”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研究，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在中国文化中，“江南”是个特殊的符号，它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还具有丰富的经济内涵和纷繁复杂的文化想象。

在传统时代，世人对于“江南”的地域认知，伴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即使是在晚近，“江南”的地域范围亦可大可小：大的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小是则仅及太湖东部平原一带，而中等范围的江南则有多种说法。除此之外，“江南一十六府，上江安庆为先，徽宁池太庐凤，颍州后序其间；下江江宁为首，苏松常镇淮扬，徐州后改为府，分为上下两江”——这种与明代南直隶以及清初江南省行政建置密不可分的提法，出自徽州民间的启蒙读物。而在此类约定俗成的上、下江框架之下，徽州亦自居于“江南”之一。不过，就一般的认知而言，江南的核心地带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地区。有鉴于此，人们既可以将皖南山乡的徽州与太湖水系所及之小“江南”相对而言，又可将徽州视作广义“江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江南”可大可小的地域范围不尽相同，在“徽学”研究领域，也有约定俗成的  “小徽州”和  “大徽州”的提法，“小徽州”系指明清时代徽州府辖下的六县  （即皖南的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和现属赣东北的婺源），而“大徽州”则是指无远弗届的徽商足迹所涉之处，这一范围同样亦变动不居——从长江中下游到整个南中国乃至神州大地，甚至也涵盖了徽州海商驰聘的东亚海域，而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域仍然是江南的核心地带。

明清以来，徽商不仅在商业史上曾有过如日中天的辉煌，而且在文化上的建树亦灿若繁星。特别是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徽州输出了大批人才，促成了财富之流动与严密的规范，造就了江南城镇及文化的繁荣……从徽商在江南历史舞台上的落地生根，发荣滋长，以及与一般民众频繁的社会互动，可以从诸多侧面透视中国社会之变迁。因此，“徽学”研究立足于丰富的地方历史文献，但却绝非仅仅着眼于地方史，而是要透过区域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江南社会，立足于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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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江南省

元朝创设行省制度，中国被分成了13个行省。

清顺治二年（1645年）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巡抚衙门设于江宁府（今南京），清康熙初年，改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改为江南省。

江南省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拆分为  “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称为安徽省。

作者：王振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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