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逝世前身边曾一直放着两部大字《智囊》，都是木刻线装本。一部放在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的会客厅里，据说是借章士钊的。另一部放在他卧室床旁的书架上，是上世纪50年代工作人员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的。

毛泽东晚年读过的图书中，除各种马列著作、二十四史和鲁迅著作外，圈画和批注文字较多的，就要数这两部《智囊》了。

指导和服务于现实

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编著的《智囊》，是我国古典智慧的集大成。此书将先秦至明代各色人物以智取胜的故事千余则汇为一册，是先秦至明代历史典籍中有关以智取胜的故事汇编。编著者的目的之一在于发掘读者的智慧，读后有利于“启迪思考、发展智力、增强应变能力”。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爱读这部书，应当说，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就是这部书中记载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本书中的精华并用之指导和服务于现实斗争、现实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从他阅读《智囊》过程中所写的批语，能约略看出一二。

例如，毛泽东在阅读《智囊》第一部“上等的智慧通简卷”有关朱博的故事时，对朱博因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闹事，而将老从事杀掉的事，写了这样一条批语：

这个老从事也可以不杀，教以改过，或者调改他职。

显然，毛泽东对朱博的做法不很赞成。为什么呢？因为朱博本来是个武官，没有作过文官，后来他作了北州剌史，上任时巡视部属来到两个县。这个老从事为了观察和试探一下朱博的本事，就故意让这个县的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并且吵吵嚷嚷，说是要告状。朱博了解到这幕闹剧是老从事故意制造的，所以把他杀了。老从事并无其他恶意，只是为了看看朱博的应变能力，也没有因此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所以毛泽东批语说“这个老从事也可以不杀”。如果你朱博对他不信任，“调改他职可也”，为什么一定非要把他杀掉呢？

毛泽东阅读《智囊》和阅读其他古籍一样，总是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把史书上说的事与现实生活中的事紧紧地联在一起，为的是今天，以求指导和服务于现实斗争和现实工作。

例如，《智囊》第二部“思维的智慧经务卷”中关于“责任在谁”的故事：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巡抚屡次告急，请求朝廷出兵。兵部尚书根据朝臣徐阶的意见，发精兵六千人。结果遇到敌人的伏击，军队溃败。当政的人把发兵看成是徐阶的过错。因此，徐阶上疏说：“按法律应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的将校负责打仗，州县的长官负责防守，现在军队的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军队的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州县的长官仅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鼓励和惩戒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在全国当兵的只占一，而当民的占百，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的将校来完成呢？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

毛泽东读了这则故事，特别是读了徐阶上疏的这番话，对重责守令还是重责军队的将校并没简单地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是首先将旧制度和我们今日的新制度进行一番比较。比较之后，毛泽东认为，明朝的这种制度，“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党政军民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暈，党指挥枪，军爱民，民拥军，党政军民一条心，这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毛泽东在读《智囊》第五部“敏捷的智慧总序”中的一段话后曾写下一句批语。这段话是这样的：“兵书上有这样的记载，用兵上只听说过虽快而方法却笨拙的，没有听说过用兵缓慢而方法却是巧妙的。用兵快而不巧妙的人，要是拖得时间再长了，必定是方法更加笨拙了。”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写的批语是：

吾见其人矣。

20多年的戎马生涯，转战南北，艰苦卓绝，流血牺牲，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智囊》中的这一段话，把毛泽东带到了以往的战争年代，“用兵快而不巧妙的人”等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自然也都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么，“吾见其人矣”，这个“其人”到底指的是谁呢？只有毛泽东本人最清楚。毛泽东读史书，常常这样与现实斗争紧紧相连。

不是兵书，像是兵书

毛泽东读《智囊》，从他在书上圏画和批注的情形来看，最爱读的或者说最有兴趣的还是在第八部（即兵智部）关于用兵的智慧。这个部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四卷，共收119个故事。这些故事，毛泽东都不止读过一遍，差不多都圈画过，许多地方读后还写了批注。

例如，制胜卷“孙膑的战术”这则故事中，有一段是唐太宗谈用兵之道的。原著中大概的意思是，唐太宗曾说：“我从年轻时就筹划天下大事，颇懂得用兵的关键，每次观察敌人的战阵，就可以得知对方力量的强处与弱处。我常用我方的弱兵，去对付对方的强兵，用我方的强兵去对付对方的弱兵。对方在战胜了我方的弱兵之后，往往追逐我军不到几百步就止兵不前，因此我方的弱兵并未全军崩溃；而我方的强兵在战胜了对方的弱兵之后，必定要冲到对方战阵的背后，然后转过身来攻打对方，敌人没有不因此而全军崩溃的。”这就是用了孙膑的战术。

毛泽东读了唐太宗的这段话，似乎觉得唐太宗说的还不够清楚和全面，因此他写了一段批语，对唐太宗的用兵之道予以发挥和完善，还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作了一定的评价。毛泽东的批语写道：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曾说过：“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以练民。”在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中，这样称赞封建帝王的，据我所知，是不多见的。

上述毛泽东的批语，把什么叫“以弱当强”，什么叫“以强当弱”说得更加明白了，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本人克敌制胜的一条重要的作战经验。

还是在“孙膑的战术”这则故事中，关于如何救赵国的问题，孙膑对田忌说：“现在魏国和赵国互相攻战，魏国的精锐部队必定全都在国外打仗，留下无战斗力的老弱残兵在国内防守。您不如带兵迅速赶到魏国国都大梁，冲击它力量虚弱之处，那魏国必定会放下赵国，回来解救本国的围困，这样我们一下子为赵国解了围，又可以拖垮魏国。”田忌听从了他的意见，魏军果然离开了赵国的国都邯郸，同齐军在桂陵打了一仗，齐军大败魏军。读了孙膑说的这段话，毛泽东非常高兴地在上述这段文字旁边用黑铅笔写道：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毛泽东称赞孙膑是“千古高手”，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啊！关于孙膑攻魏救赵的战术，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中就曾引用过。在这篇文章中，在谈到游击战争战略防御时，毛泽东写道：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毛泽东将二千多年前孙膑的这一兵法运用于我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一战又一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