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2018年您有四部新著——《梦中的彩笔：中国现代文学漫读》《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如此愉悦，如此忧伤：20世纪文学经典漫读》与《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问世。其中，前三部犹如一个系列，皆以“漫读”为题，而您在书中讨论的对象，大都可以计入“文学经典”的行列。我们今天的访谈，便主要围绕这三部进行。

我们注意到，其实您的第一部个人著作  《阳光与苦难》（1999）便是一本典型的“中西现代文学漫读”之书。此后的《文学的诗性之灯》（2010）同样也可以置于这一序列当中。收录在这些著作中的文章，大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介于“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具有美文性质的学术随笔。大概是从《漫读经典》（2008，《如此愉悦，如此忧伤》即该书增订版）开始，您有意使用“漫读”这一概念指称自己的此类写作。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一选择——包括对于“漫读”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十分自觉的。

您在《漫读经典》的“后记”中说：“漫无目的地阅读中外文学经典，偶有所悟，就草成文字。”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您对于“漫读”所下的为数不多的定义。那么，能否首先请您解释一下究竟何为“漫读”？“漫读”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漫读”何以成为您最为重要的工作领域甚至生活方式之一？

吴晓东：如果可以把“漫读”理解为一种阅读习惯甚至生活方式的话，我想把它追溯到本科阶段的阅读，一方面的确是漫无目的，另一方面则是完全出于兴趣和热爱，没有什么功利性的考虑，就像王国维视艺术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之关系”一样。尤其是经典作品，更需要那种尽可能“超然”的，祛除了功利心的“漫读”，也许反倒贴近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的精髓，起的是为毕生的素质打底子的功用，有助于培养真正的文学趣味。

后来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成了我的职业，“漫读”的纯粹性就大打折扣，但仍然想与专业学术研究拉开点距离，想强调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可以不那么正襟危坐如临大敌。也只有这样，“漫读”才可能成为相对恒常的“生活方式”。而作为“生活方式”的经典漫读所不应缺少的是审美的愉悦感。对经典的批评阐释也同样可以如此。比如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中强调的就是：看似深奥的文学分析也“可以是快乐的”。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也称自己选择图书的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也许，“快乐”、“愉悦”最终构成了“阅读”的最低但也同时是最高的标准。

当然，漫读经典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快乐和愉悦，真正的中外经典更多带给你的是忧伤的阅读体验。而“忧伤”可能不仅不与“愉悦”感相矛盾，在某种意义上，阅读的忧伤体验是更高级的愉悦。

而我喜欢的那种“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在“漫读”的基础上的，否则硬着头皮去做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肯定是缺乏愉悦感的，偶一为之尚可，长此以往肯定让人徒增职业的倦怠，甚至因此会怀疑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文汇报：《梦中的彩笔》与《废墟的忧伤》作为您的“漫读”系列的两部新作，分享了同一篇代序——《“阅读的德性”》。而您在文中不仅引用了学者张辉的观点——“如何阅读是知识问题，但更是读书人的德性问题”，还勾勒了一条文学“阅读学”/“阅读史”的线索：其中既有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人关于“文学阅读”的著作，也包括洪子诚的《阅读经验》（洪老师在这一领域值得关注的著作还有《我的阅读史》与《读作品记》）。您似乎是在有意接续这一文学“阅读学”/“阅读史”的传统，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您的“漫读”理论与实践，在这一谱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更进一步来说，“漫读”之于“文学阅读”的主要经验又是什么？

吴晓东：你概括得不错，“阅读”的确既是一门学问，也事关读书人的德性。你勾勒的从伊格尔顿到翁贝托·埃科、哈罗德·布鲁姆，再到洪子诚先生的“阅读学”谱系的确是我渴望跻身其中的，他们抵达的阅读境界也是我心向往之的，既有典范化的具体阅读实践，也可以生成一些值得进一步阐发的关于阅读的理论。比如你提到的洪子诚老师近年出的几本书，“阅读”都是其中的关键词。这几本书不仅仅呈现了个人化的阅读历史和洪老师所代表的那一辈教师型学者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也提供了值得总结的“阅读观”，也就是说，它们是关于“阅读”本身的书。对教师和学者来说，阅读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构成了职业伦理。但是对文学阅读有着像洪老师这种自觉的学者，在中国还是较为稀缺的。所以通过总结像洪老师这种专业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可以讨论人文学者怎样审视自我、主体，以及人文学者如何通过阅读与历史建立关联性等更具哲学意义的命题。而洪子诚的“阅读史”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考察中国学院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历史中积淀的世纪性的情感、记忆乃至“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对我们思考经典阅读和文学教育的问题，也提供了一个专业读者的珍贵案例。我最看重的是文学阅读在洪老师那里表现为一种对自我的持续的省思，“自我”的建构在洪老师那里就有对人生岁月的“阅读”所留下的一种长久性的时间刻痕。这就是文学经典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历史性、持续性或者说过程性，以及某种未完成性。文学作品在阅读环节的未完成性，是“阅读”过程本身具有本体性的特征。

我的所谓“漫读”当然还称不上理论，但我所景仰的，正是洪子诚老师的这种阅读姿态，而“漫读”之于我的“文学阅读”的一点体会，我也想借助于对洪老师阅读经验的阐释加以说明。洪老师的几本书，探索的是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阅读生涯，这种探索是非常自觉的，而且有极具个人性的情感方式和观照视角，我们从中可以读出的是一种真正个人化的阅读是如何在漫长的时光中塑造了一颗对世界既有温情又保持审慎距离的阅读心灵。洪老师描述自己从中学时代到80年代，一共读过三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次带来的都是“很不相同的体验”，“当初那种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向往，那种激情，逐渐被一种失落、苦涩的情绪所代替”；而60年代初期读契诃夫则带给他一种  “新的感性”，带来“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所以洪老师很看重契诃夫的遗产。在《“怀疑”的智慧与文体：契诃夫》一文中，洪老师认为：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这就是一种多重的“怀疑”态度，尤其是指向自身的怀疑。这段话也可以看成是洪老师的夫子自道。洪老师的文学阅读甚至文化性格中，也有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洪老师是阅读学中的哈姆雷特，对文学持有信仰意义上的皈依感，这种皈依感和信心既来自于对历史的洞察，也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但洪老师对文学的认知也非常历史化，这种历史化，就体现在他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而是始终探讨文学如何在历史中生成其意义也限制其意义，时时在探讨文学阅读的边界，也不断地怀疑文学的位置，这种对文学的质疑也构成了他自我怀疑和反思人生的一部分。

洪子诚的阅读史，还表现出对作家心灵的秘密以及对文学固有的秘密的谦卑与尊重。耶鲁教授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这个惊悚的书名是中文版的贡献，书的原名叫《论文学》）一书中强调“文学保守自己的秘密”，“隐藏秘密，永不揭示它们，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也提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文学研究者”干的其实是南辕北辙的事情，从事的是使文学“去陌生化”，或者说“祛魅”的活动。所以对于文学秘密和人类精神生活持有一种必要的尊重，追求某种非确定性把握和判断，应该是文学研究者职业伦理的一部分。而这种职业伦理，我其实最早是读书时从洪老师的课上和著作中多多少少体悟到的。

作者：李浴洋  李静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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