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正式成立之前是一个学术研究会性质的团体。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留日学生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上世纪20年代，日本留学归来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以其移译的日语文献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早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而就历史源流而言，这个过程又是以清末留日学生走过的先路为前史。

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曾经追求自强三十年的中国败于日本，后继之以割地赔款。当时的中国人以“大野招魂哭国殇”表达创深痛巨。而当创深痛巨促成了直面现实的反思之后，对手便成了老师。当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的阶段。”随后是一批一批中国人负笈东游，形成留学的潮流。

由于日本的成就来自模仿西方，因此，对当日的中国人来说，日本可以作为中国向西欧学习的桥梁。专研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引述当时的一位中国留日学生的话说：“凡天下之理，自最下层欲一跃而至于最上层，鲜有不踬者。欧美各国之文明，以今日之吾国视之，其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故吾之游学于彼，则所谓自最下层而欲至最上层耳。吾国今日之程度，非得一桥，以为过渡之助，未见其能几也。今日之日本，其于吾国之关系，则犹桥耳。数十年以后，吾国之程度，积渐增高，则欧美各国，固吾之外府也。为今之计，则莫如首就日本。”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前所未有的留日潮正是以此为理由而开始的。与这种理由相互依傍的，还有改革社会的愿望。梁启超说：“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权威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害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了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传输。”两者之外，又因日本的生活费与西欧相比要便宜得多，且中日两国风俗习惯又多有相似，因此，中国青年中的留日学生人数要远超留欧或留美学生。

当时的关注之所在是“欲求知彼，首在译书”，因此大量的翻译便成为留日过程中的一个直接结果。在清末中国，日文文献的翻译在数量上要远远高于欧美文献的翻译。彼时的日文与中文属于“同文”，对中国人来说容易阅读得多。梁启超罗举日文易于学习的五个理由，说是：“一、音少。二、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三、文法疏阔。四、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五、汉文居十六、七。”

日本在大规模引进西方思想和制度时，翻译了大量西方著述和文献。对于追求富强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便捷。张之洞说：“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相比而言，“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在留学日本的潮流开始之后，这些原因又支撑了留日潮流的长久延续。

后起的留日学生沿此东渡，但出现于他们中的趋向于社会主义学说和热心学习社会主义学说的现象，又明显地区别于上一代人。历史地说，这种趋向和热心与他们当时在日本面对的社会环境直接相关。这一代留日社会主义者多半是在日本大正时期（1912年至1925年）赴日的。而这个时期日本社会正在出现两种鲜明的变化。一方面，日本因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而国际地位大升，民族主义空前狂涨；另一方面，日本社会潜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又促成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激荡，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以及十月革命所展示的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和人道成为对比，以此为背景，日本社会主义高潮应时而起，涌现出堺利彦、片山潜、高畠素之、山川均、河上肇等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大量社会主义书籍也被翻印成日文，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

日本的这一社会主义思潮对当时的留日学生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就其初旨而言，中国早期留日社会主义者大半并不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为目的而赴日的。他们本以学习西方知识为本旨，而且各自怀着不同的理想和愿景。在这些人物中，陈望道“一度曾选择了攻读法科的人生道路”，认为“法科是万能的，是能驾驭时代的”，所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中央大学攻读时，均选择了法律这一专业”。但留日期间，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开始觉悟到“法科不过是以古律今的，是援此倒彼的”，是“只有功利的认识而无审美的观点的”。而他内心所热烈渴望的却是人们能够“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平等”的生活。这一点与社会主义其实相为印合，并在当时日本的环境中促成了陈望道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意识。李汉俊则在少年时代便随兄长来到日本，读完中学后，最初考入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后因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感召而“与日本进步人士河上肇氏以师生关系常有往来”，遂开始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回国后成为国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而李达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目的“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的。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学的也是工科。然而，十月革命之后思潮丕变，使他身在日本而“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于是转而“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此终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

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初主要表现为一场思想运动。而要从一场思想运动转变为一场社会运动，则不能不以理论的稳定性、深刻性和科学性作支撑和延续。就实际过程而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一种理论体系进入中国，最初主要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开始的，这些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理论基础。以构成而言，小组最初成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正是曾经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

历史地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正式成立之前是一个学术研究会性质的团体，这个团体最先是由浙江一师风潮之后来到上海的施存统、陈望道，国民党中对马克思主义发生过兴趣的戴季陶、沈玄庐等，为躲避北京的追捕而迁居上海的陈独秀，以及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等人发起的。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留日学生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虽然这些成员后来因各种原因而转变，并先后退出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在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为理论的历史过程中，他们的工作都曾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

在这些人中，李汉俊是极富代表性的一个人物。1921年在上海会晤过李汉俊的日本知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盛赞其“才华出众”，且“日语极流畅”，并坦言：“就其善于使对方明白费解的道理来讲，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理论先驱之一，李汉俊的理论来源和理论自信几乎都出自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他的诸多著述都曾大量引用日语文献，并通过日文大量转译英文原著。此外，附着于其论文后面的参考目录，也都显示出他当时正紧密关注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动向。在李汉俊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系列文章中，则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承袭了日本学者的见解。比较而言，在当时这些都显示了一定深度。小组成员中的其他留日学生当时的工作重心也属同一类。据统计，1919年至1923年间，由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五人翻译而发表于国内刊物的书籍共约十六部，文章四十余篇。大量移译日语文献成为这个群体的自觉共趋，原因正如李达所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可以说，在中国人认识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日本著作和留日学生历史地形成了先导作用。

留日学生群体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活跃而富有成效。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由翻译开始，但又不止于翻译。当时来华的魏金斯基说，中国的新思想“虽然澎湃”，但却“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董必武后来回忆也说，五四以来涌现的新思潮纷繁复杂，“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前者是来自第三国际的国外使者，后者是参与中共创立的先行者，他们的话虽出自不同的视角，但都说明了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来的新思潮是错杂的。种种争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辩论的社会主义。而当时尤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是李汉俊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批评》《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均以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同一时间里，李汉俊的《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以及陈独秀与区声白展开的论争，则都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些论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间所牵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展开的历史理由。他们在新思潮纷繁复杂的时代所作的回应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提供了起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9ZJD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