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不仅是一位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者，一生致力著述，于经学、史学、词章、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成就，惜成稿者仅居其半。他于刻书事业念兹在兹。从上图最近整理公布的这批信札中，首见他与不少友人的书信谈论刻书事宜，可补其生平交游。】


       在赵之谦看来，刻书是关系到“二千年气脉”之大事，尽管经济拮据，他仍竭尽全力谋刻种种罕见书籍，与其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同一目的，旨在力挽狂澜，匡正时风。有关赵之谦的刻书，郭立暄先生有专文作过论述。赵之谦可谓一生不离刻书事，于文献整理与传承有卓越贡献。其中对他刻书有过帮助的人有孙古徐、潘祖荫、王晋玉、胡澍、戴望、沈容之、胡培系、张鸣珂、龙皞臣、鲍康、唐仁寿、许增、谭献等。上海图书馆最近整理公布赵之谦尺牍87通，上述人中除孙、张外，余皆见其中。
      

赵之谦约于咸丰四年（1854）前后与戴望相识于杭州。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致力考据训诂，治学严谨，后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编校，校勘周秦诸子。咸丰十一年，戴望亦因太平军进犯浙江而逃往闽中，与赵重逢，交往日密。同治三年（1864），赵氏刻成《补寰宇访碑录》五卷，刘履芬校补并跋，戴望为之题款。同治四、五年间，赵之谦、魏稼孙与戴望在杭州乱后再度相聚，纵论艺文，甚得默契。同治八年七月，戴望为何澂于同治二年编成、胡澍书耑的 《二金蝶堂印稿》题记，称赵之谦为“绝特之士，其学于经训书数，罔弗金石，已著有成书。而于一艺之微，亦精能乃尔，是何神明盛而魄力强也”。《谪麐堂遗集》中亦有诗曰：
      
       高文冠绝淛河东，能艺通神事事工。吾与赵君生并世，真惭煮酒论英雄。
      （诗注：至杭州赵撝叔方移家瑞石山下诒此诗）
      
       同治十年，戴望于南京刊成《颜氏学记》，赵为书眉。同治十二年二月，戴望病殁。越两年，赵之谦辑戴望遗文及诗238篇，编成遗集，刻于江西。赵在序中写道：
      
       甘伯长余四年，君（指戴望）少于余十年，容之且少于君八年，自遭寇难，故交零落。窃念诸君壮岁强力，孟晋迨群，靡可隅域。今两载中，又丧其三，留余后死，掇拾残编，滋益悲悼抑志，拟天地果不祥耶？君性不谐俗，寡交游，足迹不越大江以北，然当世贤士大夫多识君。见君所论著，推服无异辞。虽遇困厄，年寿不永，视坎坷终身、姓氏不出闾巷者，尤有幸也。
      
       本次刊布中虽仅五通致戴望书札，但非常重要。信中提到的人名被赵之谦录入《汉学师承续记钞撮本》的就有14位，分别是：李善兰（壬叔）、冯登府（柳东）、徐养原（心田）、严元照（九能）、严可均（铁桥）、丁杰（升衢）、施国祁、杨凤苞、张鉴（秋水）、张星鉴（问月）、凌堃、胡澍以及戴望等，可证他在编撰《汉学师承续记》的过程中，与戴望书信频繁，或订正史料，或探讨学术，可惜大多散佚，不能窥得全貌。赵撰《续记》的目的在这几封信中也有清晰的表述：
      
       往在京师，曾与荄甫论《续记》大意，窃自谓引经决狱如堂上听堂下，无私许，无偏执，万人环伺，少具知识者自能悦服，其悍然不顾者皆愚顽之民，不足责也。此意即与昔之方姚、今之名臣大儒相反，而实确守观过知仁之法。邹鲁之学，本非濂洛关闽之学，可谓知者道，不能约慕羶之蚁说肉味，见逐臭之蝇戒粪秽也。
       以近来讲愚诬之学者，惯责人过，故方、姚派作志传以空衍为主，乃讳莫如深之妙也。弟等宗汉法述事，必从其实，则凡纤细琐屑，变故离合，须处处安置妥贴，既可以质鬼神，又以绝若辈三尺之喙，乃称绝谊，想兄必以为然也。
      
       上述两段文字透露出赵之谦既“反方、姚”，又 “反理学”；既不主张 “子虚乌有之性命”，亦不满 “木雕泥塑之考据”，可佐证《论学丛札》中的思想脉络。《谪麐堂遗集》前有麟书题记“赵撝叔为子高刊遗集，谋于众，谓非与子高同气类者勿与”，可见赵之谦与戴望两人是 “同气相求”，“虚怀相接”。
      
       在第一封信中，赵之谦写到 “当住过夏月方归”，又问到李善兰“已赴都否”， “生此数十年中，仅见此举（指李善兰得保举事）尚有人理。昨读条议，则已废然，盖又是奔走门路之一”，这可能是他决心南归筹款的原因之一。

赵之谦致戴望信

      
次年七月初，赵之谦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给戴望的信中讲得很仔细，信末记 “闰月六日”。经查，系同治九年闰十月。同时他在给胡培系的信中亦云： “前发书后即拟赴省，而酷暑困人，湿热上蒸，痰疾壅于肺鬲，致右耳聋，左耳亦大鸣……大约须出月方能至杭州。”据笔者考察，赵之谦在杭州的落脚点主要有曹籀家 （宝善桥附近）、程六皆家、王晋玉家（四条巷）以及他在家书里提到的另外一处住址 “太庙巷内，紫阳书院间壁，前临安县正堂陈公馆（即陈韵楼家）内，有‘会稽赵’门条”。
      
       他在信中提到“太隺先生《周易指》板存温州，已访得”。“太鹤”即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鹤田，号太鹤，浙江青田人。端木国瑚娶瑞安陈氏女为妻，并于道光十七年（1837）迁居温州瑞安。咸丰十一年四月至九月，赵之谦守城瑞安之际，与其子端木百禄重逢，这一时期两人交往颇密。现瑞安市文物馆还藏有一件赵之谦写给端木百禄的扇面书法，款记： “叔总仁兄 （端木百禄）索书，走笔应命，寇警未已，相见期难，临别无言，留此手迹。” 《周易指》是端木国瑚的名作，计有45卷，赵之谦离开温州后，一直在寻找雕版的下落，以谋再刷印。
      
       金陵书局是晚清最为知名、最有影响的官书局之一，聚集了一批学者一起编书、刻书，尤其同治年间，少长咸集，荟萃一时之选。况周颐《蕙风簃二笔》中记：“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上述学者中，除刘寿曾、曾沅圃外，其余均见诸这次信札中，皆与赵之谦有交往。同治四年八月，赵之谦出京师，途经金陵，与局中诸君相识，惜目前所存文字甚少。是年，赵之谦准备开始编撰《汉学师承续记》，去金陵拜访戴望的同时，想拜汪士铎（梅村）为师，亦为谋刻书事前往考察，这应是赵之谦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访学游历。
      
唐仁寿（1829—1876），字端甫，号镜香。浙江海宁人。他是钱泰吉的学生，得其亲炙，深研六书音韵之学，雠校经史文字疏讹舛漏，毫发差失皆能辨之。同治四年，唐仁寿随钱泰吉的儿子钱应溥来到金陵。因书局正要谋刻《史记》，准备用周学濬过录的钱泰吉校本，唐氏因此而荐入书局，声名益闻。后来，金陵书局谋刻《二十四史》，唐仁寿负责校刊《史记集解》 《索隐》 《正义》 《晋书》《南齐书》《后汉书志》等。
      
       唐仁寿与赵之谦结识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资料，这六通信皆是赵之谦在江西任职通志局所写。第一、二封当写于同治十二年。是年三月，戴望病殁。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局。旋即第二封信中写到“啸老归去，书局诸君有不仍权舆之叹，方为旁皇四顾，作有心无力之踌躇”，是指原由金陵书局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淮南书局合刊《二十四史》一事，尚未告竣，而主事者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病殁，次年戴望去世，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
      
       “啸老” 即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啸山。他是金陵书局中最为年长的学者，自同治二年入局襄校《王船山遗书》始，至同治十二年冬辞局而去，前后达十年之久。张文虎虽未中科甲，但学问淹博，“溯自惠、江、戴、钱诸家而后，可谓集大成也已”，素以校勘精审而著称，尤以《史记》最为知名。同治四年七月，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溶提议刊刻 《史记》，并提供他所过录的钱泰吉校本。李鸿章、曾国藩先后主其事，李先命唐仁寿负责校勘，曾接着任命张文虎辅助唐氏一起同校。而唐体弱多病，基本由张负责。而《史记》校勘工程巨大，艰辛可知。张与唐两人是金陵书局中的中流砥柱，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曾国藩曾对门生洪汝奎说： “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赵之谦在江西通志局任职一年多后，深感 “江西亦有书局，校书多土著。惟此间理学之乡，流弊有二，曰陋而悍。得先生（唐仁寿）来此，使后生或知校雠家法，功德无量也”。所以，以吴盐宪的名义写信邀请唐氏来南昌指导，言辞诚恳，足见殷切之情。不知后来有没有成行？期待有新的资料发现。

赵之谦致唐仁寿信

赵致唐的信中讨论最多的是为戴望料理身后之事：一、整理遗著，包括重书《论语注》面叶、目，求李文田为《颜氏学记》撰序，删定《谪麐堂遗集》中诗文等，准备谋刻；二、处理戴望藏书事宜，述及戴氏生前与施补华、谭献等人的关系等。 “施、谭诸君之议有未合者，弟不知其详，则不能决其是非。惟售书事，似稍骤。盖戴君本无嗷嗷待哺者，此事不妨俟麈遗（凌霞）来审处之也。” 唐与赵是戴望的至交，二人 “为死友谋者，仁至而义尽，更何间然”，足见三士之间情同兄弟，义薄云天。
      
       刻书方面，赵之谦也常求助潘祖荫。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盦，苏州人。作为晚清重臣，其政绩素来不被人道及，惟其庋藏之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宋椠元版，称甲士林，闻名古今。赵之谦约于同治三年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结识了潘祖荫，潘氏很赏识赵之谦的才华，他在给赵氏《悲盫居士诗賸》题辞中曰：“大集捧读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觉二百年来无此手也。”此话恐非一般应酬之语。潘氏所用印章，几乎都出自赵氏之手，前后计有12方，皆与藏书有关。始自同治甲子（1864）二月，终于光绪八年（1882）。赵之谦自赴江西任职后，封刀不刻印十余年，破例为潘祖荫刻“赐兰堂”长方朱文印，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可见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与友谊。潘祖荫曾在赵之谦最困难时，数次慷慨解囊，资助赵氏解燃眉之急。
      
       本次刊布中仅一通致潘祖荫信札，附在《张忠穆手札》（现藏上海图书馆）跋文之后。潘祖荫请赵之谦为三十三通张忠穆的信札作跋。张忠穆即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主将，前后坚持抗清斗争近二十年。最后被捕，于杭州遇害，谥号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