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如今2019年了，我没有复发过。”

贵州的马宏康忆起28年前历经两天两夜火车终于抵沪时的那个寒夜，忍不住红了眼眶。他一心就要去中山医院，而这里，真的点亮了他生命尽头的那道光。

今天，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动人一幕：40位新生命超过“20岁”的肝癌病人齐唱《歌声与微笑》，他们中，生存40年以上有三个人，最长生存者高达48年，堪称“世界奇迹”。

这首歌正是送给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奇迹缔造者”们。

50年的岁月里，正是这群人以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投入科研，使肝癌术后累计五年生存率由上世纪60年代的14%提到如今的64%，创造了肝癌治疗“世界奇迹”。

改写权威教科书，点亮生命尽头的那道光

吕文艺是不幸，也是幸运的。1992年，39岁的他接受了肝癌切除手术，主刀医生是肝研所的余业勤教授。2002年，他被查出有新病灶，在中山医院接受了肝移植，主刀医生正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2015年，他再次出现转移病灶，周俭教授为他进行了手术。

“我三次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山医院肝研所的专家医生一次次把我救回来！”如今，吕文艺已与家人迎来了新生命的第27个年头。

叶彦晋今年“26岁”了，1993年他在中山医院接受肝癌手术。他说，曾有“同病相怜”一说，但他们何其幸运，遇上中山医院，如今可以“同病相庆”。

正值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年，这周，肝癌肝移植术后病友从各地赶来，共赴“生日会”。看着这些患者，中山医院的医生们尤为感慨，尤其是9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要知道，半个世纪前，权威教科书上写着：“肝癌的病程是2-5个月”，短短数字，残酷无比。

受命于国家，汤钊猷与同事们开始了“拓荒”，目标只有一个：征服肝癌。

1969年，汤钊猷教授与我国著名肝外科专家余业勤教授、杨秉辉教授、周信达教授、林芷英教授等专家在中山医院成立“肿瘤小组”，这正是肝癌研究所的前身。

当时送进医院的患者多为肝癌晚期，有没有办法早点发现肝癌？

这个小组最初的主攻方向就是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即“小肝癌研究”，历经十年攻关，他们在国际上最早系统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后来，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认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由于取得较大社会效益，且明显提高了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这项研究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对患者而言，无数人的命运被改写了。1991年，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上，生存10年以上的30位肝癌病人现身大合唱，轰动了国内外，当时大家用了一个词“震撼”。

因为如此长的生命期，国际罕见，中国人做到了。

“需求出发、质疑先导、精细实践、中国特色”

继在首次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使肝癌从“不可治”变成“部分可治”后，汤钊猷院士又在国际上首次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并提出肝癌转移复发新理论，相关成果获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一个个重磅成果的孕育见证着这个“肿瘤小组”的成长，1988年经卫生部批准，其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下设肝癌内科、外科及实验室；2000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两校合并后，它更名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令人侧目的是，这里始终没有“止于辉煌成就”。过去50年里，肝癌诊疗领域的无数“第一”这里诞生：新一代学科带头人、中科院院士樊嘉对肝癌肝移植、肝癌门静脉癌栓综合治疗等进行系统研究，创造了多项全国乃至世界记录。

这包括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牵头制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已上市的“7种微小核糖核酸肝癌检测试剂盒”、已签约转化的“全自动循环肿瘤细胞分选检测系统”，两者均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例”，突破了以往限制肝癌病人手术疗效的瓶颈。

作为现任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周俭教授则带领团队创新开展废弃肝活体移植等肝移植新技术，深化肝癌肝移植后复发转移防治等临床研究。

医学上的一次次拓荒意味着患者的生机一点点被争了回来。“50年前对病人来说就是六个字，‘走进来、抬出去’，现在，能用另外六个字概括——‘走进来、走出去’。”汤钊猷院士感慨道。今年正是他从医70年，回顾与癌魔抗争大半世纪，他总结了16字给后辈——“需求出发、质疑先导、精细实践、中国特色”。

肝癌还未被彻底征服，使命在肩星夜兼程

50年的时光里，中山医院这支肝癌研究团队取得了许多傲人成绩，已成为中国肝癌诊治领域数一数二的“领头羊”团队。但在这里，在医路上的奔跑气息始终不散。

“原发性肝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病，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原发性肝癌发生在中国。”樊嘉院士说，前辈们历经几十年的努力，将我国的肝癌预防、诊断、治疗、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带入国际领先水平，这为年轻医生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研究肝癌奠定了好的基础，搭建了好的平台，但由于肝癌的复杂性和高度的异质性，目前对肝癌的诊疗和认识还不全面，尤其是肝癌如何达到早期诊断，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努力。

“肝癌研究所50周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我们的工作将进一步深入解读最新进展，积极探索新发现的临床问题，将这些问题带到研究中，更好、更快地解决它们，加强‘医研产’结合，不断提升肝癌的诊断率和治疗效果。”樊嘉称，要彻底征服肝癌，任务是艰巨的，路程是漫长的，但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研讨会期间，多位国际肝癌临床及基础领域顶级专家围绕肝癌研究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肝癌肝移植现状与展望，分享、探讨肝癌诊治的新技术、新策略。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齐璐璐
编辑：唐闻佳
责任编辑：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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