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士罗欢欣近期发表在中国法学网的《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述评》一文，据作者自述该文最初发表在《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此后作者稍作修改再次发表，但其存在史实错误和评述不当之处。由于该文发表后经中国社会科学网等网站转发，影响较广，故不能不加以辨析，以正视听。

罗欢欣《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述评》一文涉及中国学者吴天颖、郑海麟、鞠德源有关钓鱼岛研究著作有如下的评述：

“2002年以后，郑海麟先后出版了二本著作：《从历史与国际法看钓鱼岛主权归属》（2003）和《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2007）。《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共314页，分上、中、下三篇。前二篇加起来共十章，下篇则单独分为六个部分。上篇名为‘从中日史籍看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中篇为‘中日钓鱼岛列屿之争的法理研究’，下篇则是‘钓鱼岛列屿相关的地图考释’。其上篇与下篇基本上沿袭了吴天颖书和鞠德源书的历史考证方法，证据上也没有超出前面二书的范围，仅在中篇作出了将历史证据与法律理论加以结合的尝试。郑在文中指出了一些有待论证的法律问题，但他在书中的论述是不具体的，也没有对指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回答，并且，他所运用的“法理”之类型也不是明晰的。从其理论运用与概念上来看，并不是专门的国际法分析，而只是借鉴了某些一般法律理论。”

这条评述首先存在史实错误。郑海麟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最早于1998年8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出第二版。出版后颇受学术界好评，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加拿大的报章杂志纷纷发表书评，高度评价该书在钓鱼岛问题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里试举最具权威性的《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由著名历史学家陈捷先教授写的“评郑海麟著《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一文的部分评述：

“郑海麟博士的新著《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二版，约22万余字），颇获海内外各界好评，咸认该书征引史料丰富，研究深入彻底，论证公允客观，并为钓鱼台列屿主权之归属中国，提出了如山的铁证。热情的诗人吟赞他‘健笔雄于十万师’，激动的爱国人士则‘感谢郑海麟以做学问的方式，捍卫了中国对钓鱼台的主权!’

我是与中国琉球历史结了缘的人，多年来不但对明清时期中琉关系史做过不少研究，而且也主办过多次关于中琉历史关系的国际会议。最近我仔细阅读了郑书，也认为此书是所有问世的同类书中，内容最完善、范围最广大、体例最新颖、注释最精详、史料最丰富的一部专著。尤其是他以语言学、地理学、地质结构、国际公法等专门学问，做科际整合，再加地图佐证，使得这部书有了‘前人所未发，或发之犹未尽’的优长，益增此书的学术价值。”

除陈捷先的书评外，广州的《开放时代》、香港的《亚洲周刊》《明报月刊》《香港书评》等较有影响的杂志皆发表了书评，高度评价《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影响。正因为此，该书于199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条法司会审通过后，交由中华书局于2007年出版增订本。《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述评》一文的作者根本没有认真读过《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这本书及相关书评，加上其对海内外钓鱼岛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将该书的出版时间甚至书名也搞错了。这种极不严谨的治学态度产生的史实错误，必然会导致其对一些书籍和论文产生颠倒是非和引举不当的评价。例如，该文对郑海麟著与鞠德源书的评价便出现这种情况。作者认为郑著“上篇与下篇基本上沿袭了吴天颖书和鞠德源书的历史考证方法，证据上也没有超出前面二书的范围”。郑海麟著参考过吴天颖书这点不假，但郑著与吴书在体例结构方面完全不同，特别是在法理诠释与地图考释两方面为吴书所无。其中史实考证方面，郑著也比吴书要精深和优胜得多。这点学术界早有公论，郑著附录二有“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评介”一文中也作出了详细的说明。至于郑海麟著与鞠德源书的关系，事实上完全不是《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述评》一文所说的这种情况。郑著在前（1998年），鞠书在后（2001年、2006年），不可能产生郑著沿袭鞠书的历史考证方法问题，作者恰恰将事实颠倒过来了，在这是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申辨。

郑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于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京中有好事者将郑著与鞠德源书比对后，发现许多相同之处，初以为是郑著抄袭鞠书（因鞠书为2001年和2006年版），于是状告中华书局。中华书局责任编辑拿出1998年明报版郑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说明中华版是根据明报版，郑著在前，鞠书在后。好事者方知鞠书有抄袭之嫌，此事于是在京中传开了。故台、港及大陆很多有关钓鱼岛问题学术研讨会就不再邀鞠参加了。鞠著引前人成果几乎不注明出处，亦不列参考书目。缺乏严谨的学术训练，也不具备史学考据和国际法的知识，所长在资料收集和堆砌。书中的地图考释也是受了郑著的启发和引领，然后按图索骥找来的。当然，由于鞠著晚出，所收地图比郑着多，这也是事实。有鉴于此，中华书局编辑部希望郑海麟写篇文章澄清此事。于是，郑海麟写了“鞠德源《钓鱼岛正名》举正”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4期。文章指出鞠书出现许多史实错误和严重抄袭嫌疑。该文发表后，许多研究钓鱼岛问题的学者认为文章对目前“钓鱼岛研究热”亟具指导意义，希望郑海麟将文章修订后在公开发行的杂志发表。该文经作者进一步修订增补，于2013年第1期的《海交史研究》再次发表，随后又被《外交观察》等权威杂志转载。在这里，有必要引据几段“鞠德源《钓鱼岛正名》举正”一文中涉及吴天颖、郑海麟、鞠德源有关钓鱼岛著作的文字，有利于订正《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述评》一文的史实错误和不当评述：

“鞠德源著《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以下简称“鞠着”），2006年由北京昆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四部分：壹、钓鱼岛列屿序说；贰、日本外务省的所谓“基本见解”；三、钓鱼岛列屿历史主权图证；肆、附录。全书共455页，其中第三部分附有大量地图，可谓洋洋大观。通览全书，尤其是地图部分，初步印像觉得作者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确实是做了一些资料搜集工作的。但细读全书之后，发现作者对前人著述，尤其是丘宏达、马英九、吴天颖、郑海麟等人撰写的较有份量的钓鱼岛问题研究论著都没有提及，井上清的名著《“尖阁”列岛——钓鱼台群岛的历史剖析》也仅仅在该书第146页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次（未列该书全名），书后亦未见附有参考书目。书中许多内容与前述几部钓鱼岛问题研究论著相近甚至雷同之处却又显而易见，这不能不引起笔者的怀疑与好奇。于是将鞠著与井上清、吴天颖、郑海麟的著作比对，发现鞠著杂撮改写前人著述而又不注明出处的地方甚多，经仔细核对校读后，笔者发现鞠著有两个较明显的特征，该书的观念来源和基本构思主要受了如下几部书的影响：

（一）史料可靠、解读正确、考证严密、有利于支持中国拥有钓鱼岛列屿主权部分的文字，基本上来源于井上清、吴天颖等前人著述，其中杂撮改写自郑海麟《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尤伙，但鞠著却只字未提。

（二）引据不当、解读欠妥、考证粗疏、穿凿附会且无助于中国拥有钓鱼岛列屿主权的文字，则大致上以梁嘉彬《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一书为底本，再加上鞠氏的主观想象、大胆假设和任意发挥而成。而鞠著引梁嘉彬书，部分有注明出处，部分则没有注明出处……。

鞠著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应该说是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的。著者利用其在中国第一档案馆工作之便和四出访学的机会，查阅了许多第一手的图书资料，特别是收集了大量与钓鱼岛问题相关的历史地图，在资料搜集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如果鞠氏能在中西交通史和国际法等方面加强专业知识的训练，遵循应有的学术规范，严格运用有利于证明钓鱼岛列屿主权归属中国的图文资料，是不难写出一部有价值的钓鱼岛问题研究专著来的。遗憾的是，因为欠缺国际法的专业知识，鞠氏在书中杂引许多与主题无关和不适合国际法的史料，至使文章欠缺内在的逻辑联系，给人牵强附会、枝蔓冗沓之感。不像井上清的著作一气呵成，滔滔雄辩；亦欠缺吴天颖书那种结构严密，条理分明。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学术界应严格遵循采用前人著述必须加以注明的基本原则。”

（本文系学术讨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作者：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郑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