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掀起了“文博热”：荧屏上，“文物医生”用匠心和妙手演绎“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活，细腻展现中华文明的精妙；荧屏外，原本冷门的文物修复师成为受关注的职业。

上海的文物修复人才现状如何？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民进上海市委带来一份《关于加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课题组深入调研发现，上海文物修复人才短缺，远跟不上待修复文物增加的节奏，呼吁重视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发挥其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的独特作用。

虽靠着一部纪录片红到“出圈”，可文物修复的春天远未到来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透露，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前往故宫报名参加文物修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一年原计划招收88名新员工，结果报名者竟然多达4万余人。

其实，虽然靠着一部纪录片红到“出圈”，可文物修复的春天远未到来。

数据显示，上海地区馆藏文物超过200万件，历代留存的文物种类繁多，且由于年久失修，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量巨大。“文物修复师非常稀缺。”课题组成员、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峰告诉记者，截至2018年底，上海已备案的博物馆有131家，但具有修复资质的单位仅有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4家。其中，两家院校以培养学生为主，实际文物修复工作由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承担。

上海博物馆于1958年设立文物修复工场，是国内文博系统中最早启动文保科技研究的单位之一。然而，目前上博仅有文物修复师16人，主要从事青铜器、陶瓷、书画、漆木器等修复；上海图书馆有修复人员10人，主要从事古籍修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现代老照片、西文书籍、报纸书刊等也逐渐进入文物保护修复范畴，门类越来越多、破损情况越来越复杂。孙峰坦言：“这些文物甚至还面临着无人能修的窘境。”

除了手艺，还需要历史、化学、材料学等知识，文物修复人才的巨大缺口，有着复杂的成因。

孙峰介绍，上博和上图的文物修复事业均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修复师多出于名家且传承有序，但随着社会变迁和新修复技术的面市，修文物“传帮带”的传统方式也需要更新发展。“如今，业内对于文物修复的要求不再仅仅是‘修复’，更讲求与科技保护理念的结合；人才需求也随之改变——从业者不仅要手艺高超，还要掌握历史、化学、材料学、艺术史等专业知识。”

课题组发现，上海虽有不少院校开设了文物修复专业，但目前的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并不匹配，“首先，传统技艺‘传帮带’要转化为系统的现代教学模式，目前尚缺乏探索，导致教学成效难以评估；其次，文物修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但在招生中还是将其归于文科或艺术类范畴，理工科知识薄弱，因此成为科班学生的一大短板。”

此外，从在校学习到进入文博单位直面文物修复，还需要长达数年的理论和实践准备，但囿于文博单位的属性，这一行业的薪酬待遇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文物修复行业是一项耗时长、回报率低的事业，它并非纪录片局部展现得那么唯美动人，光靠情怀难以维持，它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吃得了苦。”孙峰表示。

上海需要组建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机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上博为自身和国内外机构修复了大量珍贵文物，也为培养修复人才不断输血。上博“青铜器修复技艺”“古陶瓷修复技艺”“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古代家具修复技艺”已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集苏、扬两派之大成，形成了上博特色，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著名修复师邱锦仙、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著名修复师顾祥妹等均出自上博。近年来，上博修复专家还多次受邀前往大英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进行修复。

文物修复正是“工匠精神”的最佳诠释。提案认为，重视文物修复人才培养，有利于发挥其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的独特作用；面对人才奇缺的现状，应从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专业科研机构等多方面着手改善。

“院校的招生政策、课程设置需要改变，体制内的薪酬和职称体系应向技艺能力倾斜，对年轻从业者要给予必要的奖励。”孙峰举例说，意大利1939年便设立了中央文物修复院，2010年起修复师职业教育课程与高等教育接轨，有五年一贯制的硕士培养体系，课程涵盖人文和技术两类，加之院校与文博机构间的合作，使得意大利文物修复人才培养体系成熟，目前意大利注册文物修复师约有六七万人。

提案还建议，上海应整合文博单位和高校资源，组建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机构，整体规划本市文物修复及科研——一方面从事传统修复技艺的系统化、规范化整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研习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服务当代文物修复新需求。

作者：周渊 王翔
编辑：祝越
责任编辑：钮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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