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4月间，毛泽东约请著名诗人艾青交谈。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回答说：“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又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几天，艾青将毛泽东委托他收集的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泽东，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作整顿三风报告，并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这是当时出版的整风文献和编印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基本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针对延安文艺界在整风运动中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会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里的“鲁总司令”是指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他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10月已病逝于上海。鉴于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所以，毛泽东把根据地的文化大军称作“鲁总司令”的部队。

延安成为“红都”后，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的渠道奔向这里。在延安，他们呼吸着自由和民主的空气，焕发出巨大的创作冲动。

▲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凯丰邀请胡一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到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见见毛泽东，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但仍挤出时间来满足大家的要求。1935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关押在南京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在1936年被释放后辗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也来了。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丁玲回答：“当红军。”随后，她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填写《临江仙》词一首送给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全国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多，不少作家、诗人回忆当年与毛泽东相见和交谈的情景，无不引为自豪。

著名诗人何其芳于1938年8月底同作家沙汀、卞之琳等到达延安。何其芳回忆说：9月初的一天，我和同来的几位同志到毛泽东的住地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他说，从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在武汉时，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后来上井冈山了，没有车子坐，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毛泽东再次鼓励大家到前线去。我们根据他的要求，到了前方，写出了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歌和文章。

诗人臧云远大约是1938年秋天到达延安的。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那时毛泽东正为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臧云远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时，他正在伏案写作。见有客人进来，毛泽东放下毛笔，同客人握手。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毛泽东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臧云远一一作答，并告诉毛泽东，在武汉有人提出，战争期间能否写出伟大作品。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十年内战，革命文艺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在瑞金，中间叫国民党反动派割断了，没有革命的斗争生活，怎样写革命的文艺呀。现在统一战线，举国一致打日寇，文艺跟革命生活相结合，反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在战争年代是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

▲毛泽东等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合影。

毛泽东同文艺界交往的另一条渠道，就是同文艺界人士建立广泛的通信联系。在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信中，既有体现个人情谊的私事，也有涉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方面的意见。老同学萧三写信问可否提供一匹马作交通工具。毛泽东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代他“查问一下”，同时答应，如果萧三“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告诉郭已将《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他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运用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教训的文章。他诚恳地告诉郭沫若：“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同文艺界人士的书信往来，沟通了思想，交流了观点，建立了友谊，成为了解文艺界情况、指导文艺界斗争的重要形式。

文艺在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单靠外地来的文艺工作者是难以完成应承担的责任的，必须培养和造就更大的队伍。1938年1月，为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一些过去在上海活动、全国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戏剧工作者演出了一出抗日题材的戏剧。毛泽东看完演出后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这就是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

▲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为群众演出《兄妹开荒》《白毛女》等。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典礼。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再次来到这里，作了一次重要讲话。

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很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观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得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能够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

毛泽东还问，“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哪一种好？他自己回答说：“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都会唱。

毛泽东的讲话，给鲁艺确定了教学方针，指明了办学方向。鲁艺先后设立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1939年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辞：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40年秋天，毛泽东亲笔为鲁艺写了八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师生们的努力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中的骨干。

——摘编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