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资本》一书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本科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高师)的数学专业，数学底子非常好。巴黎高师学生是每年通过法国全国激烈的选拔考试产生的精英，“Normalien”，即巴黎高师学生是法国人最为骄傲的一个称呼。1988年-1993年，我和皮凯蒂几乎是同时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进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个被称为DELTA的经济研究机构，由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巴黎高师(ENS)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共建，那里聚集了法国著名的一批经济学家。

 

皮凯蒂毕业后就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了两年书，他反思到，主流经济学在搞的计量经济学道路并不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是重新回到法国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书。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会使经济学的门路越来越小，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沉浸其中不跳出来的话，社会上有些“大问题”会被忽视。

 

于是皮凯蒂回到法国，从那时起就酝酿这本书(《21世纪的资本》)了，历时20余年。中国曾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他是二十年磨一剑。2002年，皮凯蒂获得法国优秀青年经济学家奖。2005年，他又在DELTA基础上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PSE)，成为首任院长。

 

皮凯蒂也很关心政治，是法国社会党2007年罗亚尔竞选总统班子的顾问，也是2012年竞选总统获胜的奥朗德的热情支持者。但他并不愿从政，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一个学者身份去做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皮凯蒂认为要用经济学的方式来关注大问题。《21世纪的资本》这本书对整个经济学界，或者说对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即，经济学家还是要关注大问题。当然，我不反对做计量，只是不能所有人都投入到这其中，始终要记住，经济学不是纯科学，而是非常复杂的人类活动，它没法和自然科学完全一样，因为人有思想感情、有宗教信仰，社会运动中有相互影响，有预期，等等。在中国有很多经济学人，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越来越被数学方法而左右，被文献所左右，有学术而没有思想，为了计量而计量。当计量经济方法无法解决活生生的经济现象时，只能通过不断地寻找工具变量去解决内生性问题。对于经济生活中重要的问题熟视无睹。

 

皮凯蒂里面有一段说得非常好，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和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及政治学是并存的。他从美国回归法国，想与法国一批思考大问题的同事相聚，法国社会科学有多学科交融的氛围。

 

一系列想大问题的人被皮凯蒂“串起来了”

 

马克思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导致总供给的能力越来越大，但在资本私人占有导致的分配格局下面，所形成的总需求吸纳不了总供给，这就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打破资本的私人占有，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在劳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回报率就会下降，平均利润就要下降，资本主义的末路就要到来。其实，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全球经济的非均衡，是全球在当前收入分配之下所形成的总需求无法吸纳全球总供给。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过时。

 

什么是大问题？在《21世纪的资本》一书的导言部分，皮凯蒂把一系列想大问题的人串起来。

 

第一个是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他认为，在中世纪以前经济基本没有增长的原因在于，只要粮食产量有所增长，迅速会被人口的增加所吞没。马尔萨斯的问题就很简单：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食品是算数级增长。当然，马尔萨斯因夸张了一些问题而受到批判。马尔萨斯更是没有看到，随着人类的科技发展，人的“口”所消费的东西远远比不上其“手”所创造的和人的“脑”所创造的。

 

第二个应该是亚当·斯密(1723-1790，出生于苏格兰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写就《国富论》，但皮凯蒂主要提的是李嘉图(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想的大问题是，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有了第二产业，农业也有长足发展，马尔萨斯的规律就被打破了。李嘉图的著作是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利用其稀缺性原理，担忧土地的稀缺性会导致资本利润、劳动收入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被吸收到地租上去。这又是大问题。所以他认为土地应该征税。

 

第三个是马克思。他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后意识到，资本的灵魂是追逐剩余价值，随着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产出比不断提高，最后会导致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马克思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中，看到的是技术进步、社会化大生产，总供给的能力越来越大，但在资本私人占有导致的分配格局下面，所形成的总需求吸纳不了总供给，这就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打破资本的私人占有，那么工人的工资在这样的水平上，资本的回报率就会下降，平均利润就要下降，资本主义的末路就要到来。

 

其实，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全球经济的非均衡，是全球在当前收入分配之下所形成的总需求无法吸纳全球总供给。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过时。

 

皮凯蒂认为后来有一段历史很有意思，技术进步超乎想象，资本的回报或者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二战之后，社会保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个大的进展，就是随着技术进步、产业转型，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提高，于是各国开始普及国民教育。在这个背景下，西方迅速出现了中产阶级的概念，并不断扩张。这些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随着社会制度、技术、人力资本均有所改进，于是出现了第四个大思想家，库兹涅茨(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1985，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观察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一直到1975年这一段时期，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光荣三十年”。他总结，早年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前一直到1914年，收入差距在拉大，到顶端后，随着技术进一步增长就滑下来了。于是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的钟形曲线，或者叫倒U形曲线。增长是关键，增长如同一股升起的巨浪将所有船只都托起来。库兹涅茨给了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一个国家起飞时，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拉大，但是，不用担心，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从高端下来，这是经济规律。

 

半个多世纪后，皮凯蒂考察18世纪到21世纪300年的历史，发现库兹涅茨的结论是短暂的。

 

中国实业资本回报率根本没有GDP增速高

 

r>g这个公式出来后，皮凯蒂再用数据去检验，发现贫富差距真的存在，依赖资本收入的人收入很高，所以才会有那“10%”的富人，占据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份额。

 

但这个结论不适用于中国。很明显，中国实业资本，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根本没有GDP增速高。中国现在就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推下去，各种要素价格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去决定。

 

《21世纪的资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视角，夯实了300年的数据，带有很强的法国编年史学派的痕迹，这本身就很了不起。虽然现在很多对它的质疑就来自数据方面，皮凯蒂已做了一些回应，我个人判断，数据问题不影响他的逻辑框架，没有颠覆性错误。

 

皮凯蒂的关键数据是财富(wealth)在GDP中占比。皮凯蒂发现，18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财富占GDP比重是很高的，有700%左右；但到二战期间，即库兹涅茨曲线表现为下降的那一时期，财富占GDP下降到300%；到了1970年之后，撇开财富中的海外资本，土地、房地产和社会资本又开始占到GDP的400%、500%，并逐渐上升。

 

皮凯蒂研究中的“财富”，考察的是四方面内容：土地、房地产、其他国内资本、海外资本(因为英、法等国有海外殖民地)。但这个定义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经济学来说，土地是自然、固有、不能流动、不能积累的，并且马尔萨斯、李嘉图也曾考察过土地的稀缺性；把不可积累的土地和可积累的资本笼统称为“财富”，其实是有失妥当的。当然这样的定义，就其研究财富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目的来讲，可能是合理的。但当我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其他维度时，我们需要小心区分。

 

土地在早年占财富的比重非常高，但到之后都降下来了。造成这种趋势变化的原因是，随着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于是土地的比重也下降，但另一块房地产在上升，其中其他国内资本基本是平稳发展。

 

但皮凯蒂也发现，房地产在wealth里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世界级大都市房产都是天价，这也是皮凯蒂在书中社会政策部分里要“对付”的。随着财富对GDP的U形变化，资本回报率(return of capital)高于经济增长率(书中表示为r>g)。

 

逻辑很简单：假设资本回报率约为5%，很多发达国家经济体量到了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速可能在2%的水平，也就是说，拥有资本的人的收入增长会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

 

我想强调的是，从分配的角度来说，GDP主要是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进行了分割，皮凯蒂又重新关注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主线。

 

下面就要讨论为什么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这个公式出来后，皮凯蒂再用数据去检验，发现贫富差距真的存在，依赖资本收入的人其收入很高，所以才会有那“10%”的富人，占据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份额。根据皮凯蒂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30年的近50%下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0%，2000年之后又再一次上升到50%，经历了一个U形曲线。

 

但这个结论不适用于中国。我的老师、世界银行[微博]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也是这样的观点。很明显，中国实业资本，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根本没有GDP增速高。中国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炒不动产太厉害。中国现在就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推下去，各种要素价格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去决定。

 

对皮凯蒂研究中的数据，很多学者也提出疑问，这可以慢慢梳理和解释，相信不会出现对结论颠覆性的改变。

 

资产未获保护或课税很重一个国家就不会兴旺发达

 

搞实业的人很难保证永远维持这个产业，当今世界技术不断进步，商业形态不断在创新，尽管一时有较高的回报率，但同时竞争也是残酷的。这些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不能随便去打击他们。如果这些人你把他搞得灰溜溜的，资产没有得到保护，或者课税很重，一个国家不会兴旺发达。

 

对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一书，我有几点评论。

 

第一，书中提到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的这一段历史，皮凯蒂没有充分去挖掘它背后的一个事实，就是全球化。

 

皮凯蒂的理论模型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假定，即资本的替代弹性，这很复杂。举例说，如果经济处于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条件下，资本回报一定是高的，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可以提高。他在书中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即如何生产中可以全面使用机器人(28.190, -0.11, -0.39%)，不需要劳动力，资本所得的份额会越来越高，乃至于全部。劳动力供给稀缺，资本非常充裕，就不能维持高回报率。

 

把五个思想家梳理下来，那么，马克思是不是错了呢？随着投资不断增加、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是不是错呢？没有错。后面是科技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全球化配置改变了一切。

 

皮凯蒂讲到，如果使用机器人，即，劳动力可以用机器创造，也即，劳动力可用资本积累，那么马克思的结论(随着投资不断增加，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并没有错，因为劳动力稀缺，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回报率下降，因为边际生产力下降了。

 

那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能维持在高水平？缘于全球化。但皮凯蒂在这方面阐述得不够。

 

从全球化中，可以在西方社会的不平等中发现一个新的维度：西方的资本始终是高效投资。全球化最核心的东西是资本的全球优化配置，它最活跃的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把西方的财富、资本带到全球配置，布局最优的产业链。比如说，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许多公司就把工厂迁移到越南等国去了。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始终在高位，当然反过来，由于资本都配置出去，它本国的劳动力收入、经济增长就开始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受益方，这也导致本国的实业资本在竞争中往往回报不高，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回报是很高的。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基本上，FDI进来的资本在中国的回报率超10%，这基本跟GDP的增速同步；但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由于没有技术创新，重复建设较多，回报率不是很高。

 

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不能简单地把皮凯蒂的东西借鉴到中国。

 

第二，有学者对皮凯蒂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评论：你可以讨论1%的人拥有多少财富，但比较20年前后，或50年前后，很可能之前1%的富人到后来都换人了。

 

实际上，搞实业的人很难保证永远维持这个产业，当今世界技术不断进步，商业形态不断创新，尽管一时有较高回报率，但同时竞争也是残酷的，资本回报中有风险的回报。这些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不能随便去打击他们。如果这些人你把他搞得灰溜溜的，资产没有得到保护，或者课税很重，一个国家不会兴旺发达。

 

中国现在要形成中产阶层而非搞财富的均贫富革命

 

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是要做西方做过的事，就是形成中产阶层，人力资本的投资很重要，而不是马上搞“财富的均贫富革命”。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们不要关注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也要开展各类税制改革，尤其是对于房地产，我们应该推出房产税，建设廉租房供应体系，改善各类社会福利政策。但就目前阶段的重点来讲，市场机制决定要素价格，对财产权的适当保护，形成稳定的法律预期，都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我讲了这两点，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拉大，但主要是城乡差距，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富差距，是农民土地的确权问题。城市居民充分享受了城市化、经济高速增长对城市土地和房产升值的好处(当然城市内部不同居民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但是，农民却很少享受。像农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比较，差距很大一块就在房地产，这是很致命的，最后会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不足，这是中国必须要改进的东西。

 

社会流动性，简单来讲就是父辈的收入和子辈的收入的相关性。现在的中国和20年前相比，年轻人最困惑的事情就是，自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要靠“拼爹”，这说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我不认为中国的财富分配差距是由于实业资本的发展而导致的，这一块特别要关注房地产。中国收入差距方面，城乡差距是主要的贡献因素，其中我认为财富差距又是主要的。因此，就目前阶段来讲我们要关注城乡，如何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比如教育。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是要做西方做过的事，就是形成中产阶层，人力资本的投资很重要，而不是马上搞“财富的均贫富革命”。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们不要关注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也要开展各类税制改革，尤其是对于房地产，我们应该推出房产税，建设廉租房供应体系，改善各类社会福利政策。但就目前阶段的重点来讲，市场机制决定要素价格，对财产权的适当保护，形成稳定的法律预期，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关于皮凯蒂对税收的想法。其实他在书中最后开出的“药方”—对财产在全球范围征税—体现出他的左翼倾向。在2007年法国总统的选举中，皮凯蒂就曾协助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罗亚尔竞选总统；今天他也是奥朗德政府重要的经济学家。皮凯蒂始终保持自己学者、教授的身份，一直不愿意去做政府官员，但他对政治很关心，并坚决希望推动收入均等化。

 

我个人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首先要取消那些免税天堂。像开曼群岛这样的地方都在“玩土地”，用土地的收入来替代税收，但是这会给全球带来很大问题，就是洗钱。实业资本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但对于投机性资本，包括土地资本，不应给它太多空间。皮凯蒂所说的“财富”里还有种虚拟的金融资产，简单说就是泡沫资产，比如炒作大宗商品形成的金融资产。用这种投机资本来创造财富，对国家经济是不利的。

 

皮凯蒂提出对全球资本征累进税，而且税率还很高。奥朗德就推出过法令，对总薪额超100万欧元富人征75%薪资税，实际上理论基础就来自皮凯蒂。但对于一个国家，这样的政策会导致富人都跑光了，连带着企业家也跑光了。所以皮凯蒂认为单单在一个国家内部不能做，最好能够全球联合。但目前看，他的政策结论操作性不高。

 

联系中国，中国的实业资本不强，还没有很多500强企业，所以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千万不能类比皮凯蒂所说的情况，或者套用他的政策。中国现在应该要更好地保护实业资本，破解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支持实体资本，还是要让它以技术创新作进一步积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

 

(本文系根据早报记者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的采访材料整理而成。)（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