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雷

我并不是主张我们的电影中都要用方言，即使受追捧的沪语版《黑猫警长》，也只能局限于江南地区上映，并不是一个能推而广之的先例。但是，方言中确实有很多来自生活、来自草根的形象的表达，丰富多样的方言，也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是不该被轻视，更不该被丢弃的。

最近，我参加国产动画片《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沪语版的配音，用上海浦东话为片中那小猪牟三嘟的妈妈配音。那天去参加首映式，发现对于方言版，观众反响很热烈，都很喜欢。还有很多朋友来问我是不是上海本地人？在哪里学的浦东话？我只能老实交代我这是过去多次在上海郊县参加劳动，体验生活，向农村老乡学的。因为我发现学了老乡的语言，容易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们也很快会把你当成自家人。

抗战时期，我出生在江西，虽然父母不说江西话，但是受周围环境影响，我还是学了一口江西“老表”的话。抗战胜利后，随父母来到上海，5岁就进了上海的小学。班上同学大都是从大后方——四川的各地来到上海，他们之间都用川话交谈，我虽勉强有点听得懂，却很难参与进去，上海话更是听不懂，连跳个绳、踢个毽子，数起来“念一，念尼，念赛，念思（廿一，廿二，廿三，廿四）……”我都不知所云。我这个“小老表”感到很是孤立。当时，在我很幼稚的心中，就渴望有一种大家都懂也都会的语言，可以和同学无障碍地交流。所以当学校提倡“国语”（也就是现在说的“普通话”）时，我是学得很努力的。

我一生中都在很努力地学着语言，尽管我生活中的语言环境并不好。家中长辈说着带各自家乡方言口音的上海话；中学时，学校的老师也都带着家乡口音来上课。因为语文课曾换过老师，所以我既能跟着老师用山东口音，也能用苏北口音背诵诗经《伐檀》，却不会用普通话来念。好在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但她只教我们外语，当她不说外语时，我就悄悄地模仿着她的北京口音。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一生将从事配音艺术，但深知语言在人们交流时的重要。

后来我因为工作，到了祖国的山南海北，接触到了各地的方言，发现那些方言根植于当地的百姓生活中，有许多鲜活、生动、形象的东西，却是普通话难以完全替代的，也是文字难以表达的。在某些场合，方言能改变交谈者之间的人物关系，在文艺作品中，方言能使人物形象更栩栩如生，更鲜明更有色彩，也更具有生活气息。

就拿我国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来说，曹雪芹可说是那个时代用白话文写作最成功的大家之一，他写林黛玉——这位苏州来的姑娘，一口吴音软语，骂一个说话尖刻的丫头“促狭鬼！”——这“促狭”两个字用得十分贴切，却完全是吴语方言，只有江南一带的人（包括上海人）会这么说。它的发音(co ka)完全不是普通话“促狭”的音，而且两个字全是入声。我想，曹雪芹一定是很无奈，才找了这两个字来替代，可是如果按普通话念出来，不但北方人不懂，江南人同样也听不懂呢！

我曾在成都军区演出过一出宣传推广普通话的小话剧，剧名《张铁娃闹笑话》，说的是一个不愿学普通话的四川籍小战士张铁娃，闹出了很多笑话。因为我打小学就跟着同学学着说四川话，这张铁娃就让我反串了。小戏在成都为军区战士们演出，没想到我那口四川话特别受观众欢迎。观众都是四川籍的官兵，反响特别热烈。

后来我到安徽农村体验生活，又排了几出农村题材的小话剧走村串乡为当地农民演出。我们在台词中加入了跟老乡一起生活劳动时学来的皖北方言，老乡们听了那个高兴啊！演出反应之强烈，是用纯正的普通话演出不能比的。

“文革”前，上海人艺有个方言话剧团。据说，那是人艺的黄佐临院长力主建立的，招募了一批会说各地方言的演员。我看过他们演出的《张文祥刺马》、《方珍珠》等剧目，戏中各色人物根据他们的出身、经历、个性，说着各地的方言，这些语言、用词，使人物的色彩极大地鲜明起来。那些绍兴师爷、宁波商人、苏州小姐、苏北壮汉，借着语言，将一个个人物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方言在我们的银幕银屏上出现，早有先例。“文革”前有部电影《抓壮丁》，人物全讲的四川话，很受观众欢迎。还有一部由叶辛编剧、黄蜀芹导演影响很广的电视连续剧《孽债》，是反映上海知青生活的作品，人物的对白与真实生活中几乎一样：上海市民说沪语，云南来的孩子说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乡下来的阿奶说上海浦东话……生活味道十足，播出后收视率非常高。后来，这部电视剧要在央视播出，央视方面要求一律配成普通话。导演黄蜀芹很无奈，希望我来帮她完成这版普通话的配音。我在工作中发现，把所有的对白都变成普通话以后，剧中很多场戏的感人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变得很奇怪了。比如：云南来的孩子到了大上海，走出火车站，周围的人都说的是他们听不懂的上海话，心里不由得会产生一种陌生感甚至恐惧感；如果都变成容易交流的普通话，这种感觉就不会有了。又比如，孩子来到父母在上海的家，父亲或是母亲当着孩子的面，用孩子听不懂的沪语，来谈论怎么处置孩子的事，如果改成普通话，这些戏就不成立了。我们尽量做些弥补，但总是很勉强，戏也变得不好看了。特别是剧中浦东阿奶这个很有色彩的人物，如果改成说普通话，有几场戏根本就不合理，这个人物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在与黄导商量以后，我们还是保留了浦东阿奶的本地方言。至于那些鲜活的，特别能勾画人物个性的市井俚语的损失，已是难以弥补的了。

这些年我一直从事译制片的工作，不想，竟在配音中接触到了外国的方言。我看过一部反映苏格兰地区生活的电影，里面的人物说的就全是苏格兰口音的英语。梅丽尔·斯特里普在影片《铁娘子》中出演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了更像这个人物，她就说了一口撒切尔夫人家乡口音的英语，那是她从撒切尔夫人生前留下的录音讲话中学会的——梅丽尔·斯特里普一直很重视在语言上对人物的塑造。我配过她早年主演的电影《索菲的选择》，影片中的索菲是个波兰犹太人。梅丽尔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特意学了一口波兰话；二战后索菲从集中营里出来到了美国，开始学英语，梅丽尔又说了一口带波兰腔的英语。这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帮助很大，使这个角色特别真实可信。在她演《黑暗中的哭泣》一片中的澳大利亚妇女时，又特意学了一口带澳洲口音的英语，让熟悉她的观众也相信这是一位地道的澳洲农村来的女人，使这个妇女形象更真实，更感人。

我又想起那部著名的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当初选郝思嘉这个角色的演员时，曾有许多著名女星来试演。导演虽看中了费雯·丽，但因她是英国人，说得一口纯正英语而缺少美国南方口音，为此曾经犹豫过；直到费雯·丽学会了片中郝思嘉的南方口音，才决定让她饰演这个角色。因为没有这个口音，美国的观众就不相信这是南方长大的郝思嘉。

有一段时期，好像我们的舞台剧、电影中只允许领袖人物说方言，当然，说方言是为了让领袖人物塑造得更逼真，更生动。但是，却出现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发动群众，他说的是一口湖南话，而湖南老乡却说的是纯正普通话的场面。这实在是让观众啼笑皆非。

我并不是主张我们的电影中都要用方言，因为国情不同，我国大片的疆域中很多方言都只局限于小范围地域的人听得懂，即使受追捧的沪语版《黑猫警长》，也只能局限于江南地区上映，并不是一个能推而广之的先例。但是，方言中确实有很多来自生活、来自草根的形象的表达，丰富多样的方言，也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是不该被轻视，更不该被丢弃的。其实，像《孽债》这样的好片子，保留原片的方言，用打字幕的方法来解决异地放映中的语言隔阂问题，也是可以的。不是现在很多影院和电视台放映的外国片也都用字幕版，观众也都照样喜欢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