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对华侵略日趋疯狂。我的叔父潘习常，时任国民革命军后勤部军需署少将专员，奉国民革命军军部命令，执行对日作战之准备，将后勤部军需署所属之工厂由武汉等地迁往重庆，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被服厂厂长。

我的父亲潘学固，早年毕业于安徽政法专门学校及北京中央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供职于安徽省政府。1937年初秋，父亲跟随叔父，亦率全家从故乡安庆出发入川，并投身军界，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被服厂厂长，中校军衔。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重庆作为陪都，每天都要接纳相当多的难民。四川虽然物产丰富，但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人，物资供应难免匮乏。据母亲说，当时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但人们都同仇敌忾，坚信抗战必胜，妇女们都积极参加宋美龄倡导的各类募捐献金活动，她当时将身上佩戴的一应金银首饰都捐了，连从安庆跟去重庆的仆佣，也将辛苦几十年挣得的唯一的金戒指捐了。

家人们除为每日三餐忙碌外，必做的功课就是协助军服厂做军服：她们从被服厂领来裁剪好的一套套的衣料、裤料及配套棉花，在床上或在饭桌上将布料平铺好，絮上棉花，力求铺絮得厚薄一致，然后就绗棉花，即将棉花和衣里子固定起来，绗针距大约为8分，要求将线留在棉花内，露在外面的线越小越好；棉花绗完后就可缝纫了。一想起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大家对整个制作过程都是十分认真的，缝针都是十分细密。母亲说，当时，去被服厂领制衣活的重庆市民很多，一般都是无偿奉献，不取任何报酬，只有极少数生活特别贫困的人，才会索要些许报酬。

当时，重庆作为陪都，亦是大后方抗战文化之中心，文化艺术界之精英荟萃于此，给重庆文学艺术带来了相对繁荣。精通书法的父亲也与潘伯鹰、曾克耑、周弃子等名家一起，在重庆举办过书法篆刻展览。

为瓦解国人的抗日斗志，日寇自1938年年底便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他们的轰炸，并不只是针对国民政府军政要地或兵工厂等要害部门，而是丧心病狂将炸弹投向居民密集区。

当尖厉的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人们只能抛下一切，拼命向就近的防空洞跑去。重庆是个山城，上上下下坡坎太多，我的祖母当年已是72岁的老人了，又缠过脚，是典型的三寸金莲，平时走路都不易，哪跑得动警报？警报一响，家人跑警报去了，祖母便和同是小脚的仆佣将家中所有被褥都铺在八仙饭桌上，然后两人再头顶一床被褥躲在八仙桌下。家里人日夜为祖母不能去防空洞躲避而担忧，所幸刚开始时，日寇轰炸的次数不多，祖母安然无恙。后来我们全家由市中心区搬去南岸，那里相对比较安全。

1939年7月，位于嘉陵江边的磁器口的十余座土磁窑场被日军炸成灰烬。

当时的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因与我家是世交——我的祖父潘淇与他于光绪十五年同科中了拔贡，许世英在安徽省任省长时，我的祖父及父亲都供职于安徽省政府，许对我的父亲十分赏识。磁器口土磁窑场被日军炸毁后，许世英调我父亲任赈济委员会专员，令父亲重振磁器厂。父亲召集了土磁窑场幸存的七十余名工人，勘定在重庆长江上游的江津县德感坝创立一座磁器厂，收纳难民四百余人(其中安徽籍难民较多)为磁器厂工人。

这样，我们全家也随即迁去江津。父亲在江津城北门内自建了两幢房子，我们家的多数亲戚闻讯都赶来江津相聚而住，暂时免去了受日寇狂轰滥炸之苦。我的三位姑妈及母亲都向军服厂领料，利用闲暇缝制军服，努力不懈地为抗战贡献绵力。

我1943年生于江津，父亲为纪念这个诞生地，为我取名“津生”。

家族中唯独我叔父因公务之需，仍留在重庆。自1939年5月3日、5月4日开始，日寇轰炸升级，他们的轰炸目标是重庆市的中心区。由于他们大量使用燃烧弹，致使重庆市中心大火连烧数日，商业街道尽被烧成废墟，我家在七星岗的房子也被炸毁了。

由于重庆的防空洞数量及容量都有限，在日寇轮番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之下，重庆人反复遭到残酷蹂躏，受尽磨难。最令我震撼的是我堂兄潘华荪亲口给我叙述的一段史实：当年他读初中，有一次拉警报，他因事而未及时跑警报，结果跑到就近的防空洞门前时，洞内的人已太多了，洞门已关了，进不去，他便只好在洞门口蹲着。后来，进不了防空洞而聚在洞门口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架鬼子飞机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突然，那架飞机向他们俯冲下来——堂兄说，那一瞬间，他已可以清清楚楚看见机上那两个魔鬼凶神恶煞般的眼神。随着俯冲，一魔鬼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哒哒哒哒的枪声不绝于耳。更可恶的是，鬼子飞机在空中盘旋一圈后，又再次向洞门前的人群俯冲扫射，堂兄吓晕了。等他醒来时，只见自己倒在一片血泊中，我婶娘，他的母亲含泪大声呼喊他，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死难同胞。

我的父亲自接过创建江津德感坝磁器厂的任务后，开展了从安置难民到恢复生产的系列工作。他虽是政法专业出身，但早年便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在安徽怀宁等三地办过煤矿，熟悉工业生产的整个流程。在他悉心策划下，德感坝磁器厂很快便投产了，在这兵荒马乱、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既能如此迅速地安置了难民，又产出了大量生活必需品，实属不易。故而父亲深得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的赞赏。

1942年夏，父亲再被委以重任。当时，行政院资源委员会经济部采金局在四川松潘地区设立了采金处，下设有一官商合办的采金公司，经营多年但毫无成果。而政府要购买飞机、军火等战备物资，对黄金的需求量很大，迫切期望能早日开采出黄金。父亲以其干练，被委任为经济部松潘采金处处长、中华金矿总公司总经理。

父亲在离职德感坝磁器厂时，曾制作了一份图册。该图册页面有二尺多长，首页便是德感坝磁器厂五百多位员工的合影，然后是各工序车间影印、宿舍及单身员工宿舍影印，最后是父亲设计的多款花瓶设计图。图册制作精美，我幼时在家中曾多次翻阅，特别喜欢父亲设计的那几款有裂纹状的仿古花瓶。可以说，德感坝磁器厂的创建是父亲一辈子的骄傲，可惜他老人家视若珍宝的这本纪念册，在1966年“文革”浩劫中被抄家抄走了，父亲在德感坝磁器厂创制的一些精品花瓶也被抄掉了。父亲每每回忆此事，均甚为悲叹。

父亲赴中华金矿总公司上任后，根据地质部门的调查报告，在松潘县漳腊金河坝地区作了大量的矿苗调查，并拟定了相应的开发计划。但由于漳腊金河坝地处崇山峻岭间，没有电力，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交通十分不便，运输各类施工开采作业的工具、器材十分困难；当地是众多少数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带，语言十分混杂，人工不易解决，而居住于此处的汉人，多为逃亡流窜犯及种植鸦片的土匪，十分彪悍，可信任的人甚少。开采业务进展困难重重，父亲虽努力结欢于当地土司蛮王，期待得到他们在人力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帮助，但始终效果不彰。父亲为完成政府交予的重任，整整两年未回江津省亲，这段时期留下了多首思家和怀念祖母的诗句。后因土匪作乱，杀了松潘县的副县长，父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返回重庆叙职，那已经是抗战胜利前夕的事了。

1945年8月15日夜，日寇投降的喜讯迅速传开，是晚全家一夜无眠。祖母王仲淹喜作诗曰：

一闻敌寇献降章，老泪涟涟喜欲狂。

四万万人齐额手，子孙端不愧炎黄。

八年国难苦蹉跎，一夕回天喜象多。

万户爆声同庆祝，满城灯火满城歌。

文/潘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