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

荷兰别称“尼德兰”（Nederland），即低地的意思，因为这个国家许多地方低于海平面。但发源于法国的斯海尔德河（Scheldt）流经比利时，在此注入北海，所冲刷出的洼地，为商船出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至大西洋，使这里百业辐辏，科学与艺术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到十七世纪，受“黄金时代”感召的荷兰人已自豪地称是“上帝造人，荷兰人造地”了，谦虚一点的则称“上帝造海，荷兰人造岸”。

此次行走荷兰，多次经停阿姆斯特丹和莱登、海牙三地。这一带是有名的“花田区域”（Bollenstreek），包括莱恩斯堡、诺德韦克、里斯、卡特韦克和哈伦在内，每年春夏两季都有不同主题的花车游行，有的还持续一整天。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地方寻找旧日驻景，让人觉得倘荷兰人的说法没有夸大，那赋予其思想的一定另有其人。

我说的是出生在这里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的祖先原是居住在西班牙斯雷翁省的犹太人，为躲避天主教迫害，举家逃到葡萄牙，再由法国迁至阿姆斯特丹。他七岁学犹太经典，因成绩优异，被视为“希伯来之光”。后因学拉丁文，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笛卡尔影响，开始怀疑灵魂不灭，认为构成万物存在和统一基础的实体是自然，而上帝只是具有广延的存在。这当然为教会所不容，很快他被革出了教门。

早前读荷兰人黑特·马柯的《阿姆斯特丹：一个城市的小传》，对其称“阿姆斯特丹从来就是一座现代城市”印象深刻。确实，这里没有哪个贵族所建的王廷，也没有著名到能显圣超能的教堂，这里的居民普遍享受权利，更崇尚独立思考。所以，当布鲁诺因反对教会尊奉的地心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受德意志第一帝国打压，被勒令抱病跪在圣玛丽亚修女院悔过，它却能辟出须德海广大的腹地，为欧洲各地宗教难民和良心犯提供慷慨的庇护。

只是执政者的宽容与教会的严苛是两回事。由于所持无神论思想威胁到教会的根本，他受到了最高级别的惩戒。长老们在他身上压下《律法书》上所有的咒语，让他白天晚上、躺下站起、出门进门都受诅咒，又勒令所有人不得与他交谈通信，不得给他任何帮助，甚至走近离他四腕尺的地方也不准。当然，他写的东西就更不能出版了。眼见还有人要市政当局将自己逐出城市，他只得搬离犹太人区，避居新教徒集聚的奥微尔开克村（Ouwerkerk），那里有他母亲的墓地。很快，他学会了赖以维生的透镜磨制技术。以后迁居莱登市郊莱茵斯堡（Rijnsburg）和海牙市郊的福尔堡（Voorburg），最后死于海牙。

说起来，西谚所谓“任何先知都有故乡的寂寞”真的从未过时。这座艾瑟尔湖边的“北方威尼斯”，165条运河流过1292座桥，河畔窄门深屋与星罗棋布的“browncafe”咖啡屋，没一家能告诉你哲学家的消息。MacBikes是此地最大的自行车租赁公司，在中央车站为游客提供定制的旅行线路建议。这些线路包括《十二罗汉》等“电影取景点线路”、传说中的“犹太人秘密宝藏线路”，甚至还有“同性恋区域线路”，也隆重介绍了伦勃朗，唯独不及斯宾诺莎。

费好大劲，才找到犹太人居住区旧址。这片中世纪市镇西南的老城区原先有密集的运河网相连通，因历史上的市政拓宽与改造，如今只空存一 “犹太宽街”（Jodenbreestraat）的地名。斯宾诺莎就住在临河的敞街上，北靠滑铁卢广场，尾接犹太会堂。在它的外街，沿古城郭逶迤流入辛厄尔河的运河拐角处，一尊斯宾诺莎雕像安静地伫立着。或许，这座城市终究知道自己的荣耀在哪里。但有些遗憾，边上咖啡馆的年轻侍者已不知道他是谁。

当然，这样的不为人知，在他生前就已领略。九年前，从葡萄牙流亡到此的犹太思想家乌利艾尔·达科斯塔因反对灵魂不死和圣经神托被逐出教会，流落街头，以后因贫困孤独，不得不回来认罪，在饱受羞辱后精神失常，饮弹自尽。这是较布鲁诺、伽利略更为切近的事例。他清楚，现在轮到他了。尽管他所尊崇的笛卡尔认为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能给人自由，但实际上，当时的荷兰共和国远非雷斯达尔风景画或维米尔的风俗画那么恬静。面对教会强加给他的“肆无忌惮的犹太无神论者”的恶名，他既不请人说项，也不要求重审，而是果敢地抽身远引，开始了行之终身的隐居生活。白天他磨镜片，晚上思考哲学。除了散步和购买食物，常常连着几天不出门。房东是不明白的，为能终于走上这条“向自我敞开的道路”，他的内心正享受着怎样难得的平静。

他在莱茵斯堡的故居，如今已被辟为博物馆，门外是一条用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到我来时，这里的声光黯淡，冷清到没一个访客。屋内不仅厨房、起居室小而简陋，陈设也很简单，不说磨镜工具并非原物，就连仅有的150本藏书，也是由一犹太慈善家依其死后的拍卖清单，重新收集相近版本捐献的。后边几个房间原先另有住家，不久前最后一位住户去世，才由斯宾诺莎学会买下。至于他在福尔堡的踪迹就更难寻觅了。只知道在那里，他每天吃三个斯泰弗的奶羹，外加四个斯泰弗的麦片粥，间或会再喝一个半斯泰弗的啤酒。斯泰弗（stuiver）是荷兰旧辅币，一个才值五分钱，一个荷兰盾值二十个斯泰弗。他最后的住处，海牙城缘巴维罗恩斯水道的故居，人们同样不知道。是志愿者在电脑上查了整整半小时，才指点了一个大致方位。如今，这幢不起眼的三层建筑，只一方石额、一块铭牌标注着曾经的寄居者。由于不对外开放，其实是无从开放，不知道他住过的二楼光景如何。根据他去世时留下的财产清单，不过一床两桌，外加一橱书、一个磨镜台而已。

这样的生活无疑是清苦的，但他安之若素，从无抱怨。没人见过他愁眉苦脸的样子，即使遇到势利的人，他也只是起身走开，从不失态。渐渐地，他的博学引来无数慕名者，包括对他怀有好奇的上流社会的淑女。有身份显赫的达官见他衣着寒俭，送他一领华袍，他婉拒了，理由是“人不会因为穿了一件好的睡袍就变得更有价值”。当然，如你认为邋遢即美德那也错了，因为在从不扮酷的他看来，使人成为哲人的并不是外表，故意不修边幅，恰可证其精神的贫乏。“在这种人的头脑里，智慧找不到栖身之处。”

他此后一生的言行，都在诠释“安贫乐道”四字的真谛。他拒绝富商们的馈赠，即使友人的遗赠也只取少许。他的说法：“大自然并无过多的要求，所以我也如此”。很多人钦服他“财物之获得必以维持生命为度”的箴言，也多少明白“人心如沉溺感官之乐，必招致绝大苦恼”的道理，但见他能无视路易十四要他将下一部著作题献给自己的暗示，断然拒绝由其颁赐的丰厚年金，仍然佩畏无地。确实，清高如康德，也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的扉页上写过“献给弗里德里希王子”，他却执拗地称“我只将我的著作献给真理”。及至他不答应巴拉丁亲王有条件的礼聘，谢绝海德堡大学的教职，就更让人肃然起敬了。

这样的孤绝与孤傲，今天知识人中怕早已音沉响绝。我们见多了知道拿他与第欧根尼相匹配的饱学者——后者视节制为善，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住在木桶里的他目光越过对方，只淡淡地答道：“请别挡我阳光！“——但我们几曾见过有谁能在生活中真正践行此道？有的虽能抱道自持，洁身自好，但多少心怀怨望，并终究形诸辞章。至于放弃初心，把灵魂抵押给欲望的更是大有人在。那种为世俗的末名微利，借疏狂饰其世故，以騃稚行其老诈，几乎消损了知识人所有的荣光。

而更为难得的是，促使他这么做的直接原因只是对介入宫廷生活的不耐，对大学圈各种钩心斗角的厌弃。他觉得，这会妨碍人的自由，使人受制于外物而陷入“奴役状态”。他一生的志趣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放弃“对独处生活的爱好”，因为这种独处最能滋养心灵，将人引向“永恒无限的东西”。后来，在《知性改进论》中，他用“最值得我们用全力去追求去探寻”这样的表达，对此义作了再次强调。我们还能问吗，今天有多少知识人能真正做到身心安和，真正体认独处之于自身存在的意义？

创作有“哲学家三部曲”的美国心理小说家欧文·亚隆曾感叹，斯宾诺莎身上太少故事，以至自己写《斯宾诺莎问题》时，找不到任何有关妒忌、世仇或重逢的剧码，连有趣的轶事也没有。面对这样一个安静地活在自己思想中的人，他感到无从措手。最后还是在其《伦理学》有关“克服情感束缚”的讨论中找到了突破口。他自以为哲学家本人一定有类似的情感挣扎，并听信了其早年曾经失恋的误传。其实，他是没理解持“理性之爱为心灵最高的完美”的哲学家，他所说的“对情感理解愈多，则愈能控制情感”的真意。

当然，以他的生活为枯寂，将他视作“郁郁寡欢的遁世者”的还有许多。小说家辛格在《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塑造的老鳏夫菲谢尔森博士，虽置身嘈杂的市场街阁楼，仍希望通过读书和仰望星空获得快乐。然三十年斯宾诺莎读下来，让他变得生气全无，是与邻居老处女的结合，才让他第二天就顿感宿疾全消。书中这样写道：他禁不住对着自己的人生导师呼告：“神圣的斯宾诺莎啊，宽恕我吧，我变成一个傻瓜啦。”如此喜剧化的处理固然是对中世纪禁欲遗风的讽刺，但又何尝不是对哲学家本人的曲解？

真实的情况是，性情温和的哲学家不仅对人际交往有广泛的兴趣，对世事也有老到的认知，只是所用的方式与大多数人不同而已。我们照例可以回到他的《伦理学》来理解它，在该书结尾他说：“贤达者，其灵魂绝少扰动，其按某种永恒必然性认知自身，并知神知物，而决不停止存在，而永保灵魂的真正的恬然自足！”他就是这样一个沉静的冥思者，“一直谨慎地努力耕耘，不讥笑人类的行为，不悲叹人类的行为，唯求理解人类的行为”，甚至“考察人类的激情和行为如同考察直线、平面和体积”。此所以，罗素称他“在哲学家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他的才智或可超越，德性至高无上”。贺麟称他“宁静淡泊，持躬谦卑”，是“超时空而齐后先”、“亦诗亦哲”、“亦圣亦仙”的伟人。他践行古希伯来圣者“用你的双手去获取世俗的实物，为了天堂的思想而运用你的头脑”的教诲，让后来的人们如海涅所说，常不自觉地用他所磨制的眼镜看世界。

由于磨镜吸入硒尘，加以呼吸道疾病的家族遗传，他45岁就去世了。死后被葬在斯波耶的新教堂。丧葬费是变卖他身前仅存的财产支付的，墓地则是租用的。两百年后，海牙市政府才在其居所附近为他建了一尊雕像。再过两百年，我来此凭吊。但见雕像中的他低着头，似仍在沉思。一袭旧袍耷拉身后，一如他生前的随意。找人读出基座上那一行小字：“或许，上帝垂教吾人的启示，就在于此”，不禁感叹，怎样的情况下，人们才能舍此或许，改为确信。这个，怕是很难很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