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8日，梅光迪给胡适一封回信，信中主要阐述社会改良问题，提出“改良社会，先须改良个人”。他习惯性地谈到中国文化传统，说：“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写这封信时，梅光迪正在哈佛大学就读，而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忙着编他的新诗集，并希望梅光迪为他作序。梅光迪用三条理由谢绝了胡适的请求。他说：

 

“（一）迪现实未敢谈诗，因未研究也；（二）序文者乃‘谀墓’之类，安容反对家置喙？（三）迪全无名誉声势，作序无补。”

 

读这封信可以比较清楚地感受到梅光迪的文化追求，同时又能较真切地感受到其性格与为人。

 

胡、梅这两个安徽老乡，大约相识在1908—1909年的上海，那时胡适在北四川路底新靶子路横滨桥的中国公学就读，而梅光迪则在邯郸路的复旦公学就读。两校相距不远，而因为寝室里有几个绩溪同学，胡适常来看望，梅、胡遂相识。胡、梅两人因白话文之争，在现代文化史上造成一学术公案，那是1916年以后的事，而在此前，两人却是惺惺相惜的一对君子，生死相托的一对挚友。

 

在一般人心目中，梅光迪是一个守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反对白话文，后来又创办了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学衡》杂志，还曾被鲁迅“梅光之迪、宁古之塔”地嘲笑过。但仅因反对白话文就被视为“保守”，因为提倡新人文主义（这是《学衡》的主旨）就被称作“反动”，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研究梅光迪固然可以用“胡适对立面”的视角，也可以用“鲁迅批评”的视角，如果再立足他自己的文章、他的日记、他给胡适的书信的文本，则又可以得出几乎不同的结论。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十分有主见、抱着极高文化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相当前卫。同时，他又是一个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一个性情耿介的狂狷之士。

 

1912年春，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梅光迪与同时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陆、徐两室友发生争执。该陆、徐均已年过而立，又皆属北人，年龄与生活习性的差异，加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使得彼此之间颇不相睦。某天季考后，同学正聚集在一室高谈阔论，不料梅与陆一言不合而起冲突。梅躲开，陆自己摔倒在椅子上，额头受轻伤。但徐、陆沆瀣一气，硬将责任推在梅身上，要他承担医疗费。随后，冒签梅光迪名字，从银行取走梅的留学生活费。此事虽经留学生监督处置，却难以抹去梅光迪心中的义愤。他在4月30日给胡适信中，详述事情经过，希望胡适能理解其苦衷，信任其人品，并在留学生中代其消除影响。通过此一事件，他也进行了深刻自我反省，说：

 

“迪一生大病，全在气盛。气盛则不能下人，而忌者中伤之术乘隙以售，一生吃亏全在于此。”

 

性情孤傲，愤世嫉俗，这从梅光迪一系列言行中均可看出。而这一点与鲁迅十分相似。刚去美国之初，他对留学生中许多现象颇不能容忍。在1911年感恩节后二日（约11月27日）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吾国人游学此邦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

 

看见留学生一来到异国他乡，立刻剥去中装而改穿“异服”，整日里聚会谈天、逛街游玩，他竟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谈到：

 

“欲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才也。”

 

他的这种感受，与鲁迅刚到日本，在东京上野的公园，看见清国留学生的做派所发生的感慨，如出一辙。

 

梅光迪对别人是这种感受，别人对他的感受也就好不到哪里去。1911年9月30日，他给胡适写信说：

 

“迪学无根底，又无良师益友，近一二年始稍知为学之方，每有思想议论，自谓差能拔于流俗，然以此不容于同侪，多有目迪为迂腐病况者。”“迪稍有几本中籍，国人见之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者。书痴、老学究之名词盖已数闻不一闻矣。”

 

辛亥革命及袁世凯的窃权事件，令梅光迪感到激愤。他在1912年正月十九致信胡适，痛斥留学生报刊（《留学生月报》？）主笔“太无耻，太无胆”。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而该报日以诬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人为事，太可恶、太无耻。华盛顿生日前一日（应为公历2月21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提到“同人议定来月初举行庆祝共和成立大会”，并再次严厉斥责袁世凯，称“袁氏市井之徒，无学识、无道德，畀以重任，不但羞当世之士，亦使华盛顿笑于地下也”。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而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能对祖国的总统大人、后来遭万人诟骂的袁世凯做出如此判断，看来绝不是靠的什么政治智慧，应该完全是个性和道德的力量使然。

 

如果说梅光迪守旧，应该是守的“道德之旧”。但他所守的“道德”到底是否陈旧，是否需要淘汰，迄今看来，尚无法定论。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一国之立，必有其特出文明方可贵。”“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让人，乃以无物质文明，不远三万里而来卑辞厚颜以请教于彼，无聊极矣！”“吾人处孔教衰颓之日，须以复兴之责加诸身，善读善解尤须善行；不然，以国势之不振，归咎于孔教，从而弃之，而卑辞厚颜以迎方兴之外教，有血气之男子不为也；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乃为豪耳。”

 

中国自古将“道德”与“文章”并称，为文在其次，核心在道德。1911年三月朔日（农历三月初一），他在与胡适探讨文章的一封信中说：“文以人重”，建议胡适“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也。”因是，在另一封信（1911年10月8日，此时已到美国）中对胡适回护程、朱而诋毁习斋（颜习斋），大不以为然，提出：“吾人论古当问其人之有功德于吾民与否，不当问其学问之纯驳。”为颜、李（李卓吾）辩护，推崇“视思明，听思聪”。

 

在1911年11月27日那封信中，他说：

 

“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皙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是。”

 

梅光迪颇有见地，这从前述对袁世凯的评判可见一斑。而对于胡适由康奈尔农科转学文科的意义，对于自己与胡适的学术争论的历史地位，简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预见。1912年正月十七，他给胡适写信说：

 

“吾人生于近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

 

正是在这封信中，称“足下（指胡适）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

 

他在1911年10月8日的信中称：

 

“足下视迪不以寻常之交，极所感激；唯以区区之所贡于足下者，方谓获我同情，为吾人讨论中一段佳话，将来为祖国学术史上添一新公案，而足下以一笔抹杀之，是则私心之所不甘者也。”

 

从这些话语看，梅光迪是历史方位感极强的一个人，也是历史使命感极强的一个人，正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这种忧患意识，终极的人文关怀，正是梅光迪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地方，也正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

 

梅光迪有一个值得荣耀的家世，他是宋诗开山祖梅尧臣的后裔，明清两代宣城梅氏出了一大批名人，如梅清、梅文鼎等。但是晚清以后，特别是梅光迪出生的1890年代，大约因为太平天国等战乱的影响，宣城梅氏逐渐式微。梅光迪的父亲在宣城当地兴办教育，久被债务所困，最困难的时候，需要梅光迪从他的留学生活费中克勤克俭，帮他还债。也许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容易与同样家境的胡适结为知音。大概也正因有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的父亲，使其始终保持着深刻的自知之明。在到美国半年后，他拟定了省克法十八条，并写信告诉了胡适：

 

第一条，起居有时；第二条，饮食有节；第三条，处事有序；第四条，立志必为天下第一等人，文章、经史、政治、哲学，必须成家；第五条，勤学；第六条，敦品，应对进退、仪容动作、交际然诺，皆不可忽；第七条，主敬，出门如见大宾，入门如承大祭，不愧于屋漏；第八条，乐天，和平闲逸，有潇洒出尘之致，不以世俗毁誉得失分其心；第九条，寡欲，洗心涤虑，思无邪；第十条，坚苦，勇往凌厉，百折不回；第十一条，习劳，多运动操作；第十二条，谨细，事事留心，视思明，听思聪，察言观色；第十三条，谦让；第十四条，慎言，戒妄言恶言，不臧否人物；第十五条，择交；第十六条，爱人；第十七条，惜阴；第十八条，节用。

 

显然，这十八条都是养成中国传统意义上正人君子的要件，同时，也是针对自身弱点和坏习惯所上的“紧箍咒”。从其与父亲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这十八条，许多都是来自父亲的教诲。

 

梅光迪的人生，1936年前，即使不能说是安逸的，至少可以说是安定的。但自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与大多数国民一样，他的人生开始陷于困顿。他本来是在美国当着教授，过着安定的知识分子生活。1936年夏，应老友竺可桢之聘，回到中国，担任浙大文理学院的副院长。而那时，战争氛围日浓，国势渐危，一年后，就进入了漫漫八年的艰苦抗战。许多人回国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特别是在战争关头。而梅光迪只有一个：应老友之聘。从他留存的书信、日记等资料看，对于这一回国的决策，回国的理由，看不到任何悔意。也许，回到自己的祖国就是最大的理由。

 

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因心脏病，逝世于贵阳医学院，享年56岁。临终前一年，他才发现身体出了问题。1938年-1945年，一直在遵义浙江大学任教，那时，主要住在石家堡，文学院则在何家巷，夫人李今英上课的地方在龙王庙，而他给外语系学生讲课也要去龙王庙。战争岁月显然是艰苦的，月入可以达到数万元，但是，一顿早餐需要四千多元，一瓶奶粉需要二万八千多元，而且常常还会屋漏偏遭连阴雨。但是，与学生为伍，与家人相伴，又可以苦中作乐。1945年9月20日，他特别记了日记，因为今天是他与李今英结婚十八年的纪念日，子女们赠送了毛巾等能够办到的小礼物，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他深情地写道：“再有十八年之生命，予愿当足。”

 

在人生的最后，尤可见一个人的道德品性。1945年2月14日，农历新年，同事小孩来贺新年。梅光迪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小儿来拜年，惜未赏钱。”愧疚之情溢于言表。3月3日，忽然想起自己的家世渊源来，颇有慎终追远之情怀。他写道：

 

“翻阅明史宣城县志及宛陵诗集，予常觉宣城历代名人不少，见于《中国人名词典》者约百人。该书所载共计四万余人，宣城所占已多出其所应得之数。而梅氏一姓之名人，在宣城又首屈一指。故以后宣城梅氏之子孙，无论侨居何地，总须保存其宣城籍贯。”

 

3月14日，又记道：

 

“每念乡贤，不觉神驰。予常谓爱人类必先爱国，爱国必先爱乡，爱乡必先爱家，爱家必先爱身。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而后一事乃有所着手。”

 

斯人已逝。回味六十乃至八十多年前的一言一行，不难想象其气度，其精神。他在1913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吾辈书札往来，当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

 

“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显然，这是君子之道。但在当时，乃至日后漫长的岁月，证明此道难以行得通。梅不仅因此屡屡开罪于胡适，还因坚持己见，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划到保守主义者一途了。

 

文/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