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节”前夜，在首尔，把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纯真年代》（TheAge of Innocence）又看了一遍。本来只打算重新看看其中几个片段，一开了头却停不下来，很凝重地看完了。这个电影是从伊迪丝·华顿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很想再翻翻小说原著，但人在异国，中文版无处可寻，于是从亚马逊下载英文版，与电影的几个镜头段落对比着读。

自己也有些不解，在一个生造出来的奇怪“节日”前夕，怎么会蓦然想到这个电影？读到小说的结局，看到一段久别重逢的文字，才恍然大悟：“这事最清楚地说明了世事变化之大。如今人们太忙碌了——忙于改革与‘运动’，忙于时新风尚、偶像崇拜与轻浮浅薄——无法再去对四邻八舍的事过分操心。在一个所有的社会微粒都在同一平面上旋转的大万花筒里，某某人过去的历史又算得了什么呢？”

伊迪丝·华顿是在1921年写下这段文字，那时一战结束，消费主义的新浪潮腾腾升起，精雕细刻的“老日子”恍若隔世，人们都席卷在万商更新、人人购买的欣悦中。在一个天天被陌生的年代里，“过去”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无暇回望，也不值得判断。作为在上流社会的生活中历经沧桑的贵族遗绪，华顿显然对社会大众这种一往无前的文化决绝怊怅若失，她要溯流而上，把发黄的历史重新拉到公众眼前，于是她写了《纯真年代》。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只有三个，都是贵族圈里的年轻人：律师纽兰·阿切尔、女孩梅·韦兰和她的表姐埃伦·奥兰斯卡。纽兰曾经暗恋埃伦，但埃伦嫁给了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波兰贵族。暗恋的那个人轻轻地走了，这种事在男孩的成长中很多很多，谁见过男人娶了自己的暗恋呢？正常的成长总是又遇上一个女孩，一下子打开人生叙事的正篇。纽兰也是这样，他相遇了梅，很自然地喜欢她的美丽和青春活力，进入到相恋、订婚的轨道。偏偏这时候埃伦从欧洲返回纽约，并且要跟风流的丈夫离婚。这个举动十分不寻常，它打破了纽约上流社会的规矩。贵族阶层永远是道德的集中代表（尽管败絮其中），他们体现的是婚姻的本质:社会需要婚姻稳定远远大于个人的情感追求，没有爱情地球照转不误，但没有婚姻人类就无法存在，所有的财产也失去了意义。埃伦的返回，引来昔日亲友无数的白眼，甚至集体拒绝参加欢迎她的盛宴。

在一片冰凉中，重逢埃伦的纽兰心火却越来越旺，他在贵族生活的千篇一律中看到了一个异数，这个异数冲破了富贵的价值指向，追求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她们都因为我要独立生活而有点恼火——尤其是可怜的奶奶，她想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可我必须有自由！”埃伦的生命指向，在梅的精神地图里是完全看不到的。在与埃伦的对比中，梅显得那么规范优雅，但这正是让纽兰畏惧的地方:“假如优雅，到了最高境界竟然变成它的反面，帷幕后面都是一片空白，那将怎么办呢？”

小说写到这里，基本上还是十九世纪的格局:快要结婚的男人或女人，突然重逢了另一个吹动心扉的异性，然后一番暴风骤雨，划清爱与不爱，该散的散，该合的合，风雨后的阳光下有情人幸福相拥。然而华顿毕竟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上流阶层长大的女人，她洞悉那是中下层出身的作家不知深浅，以为爱情就是一跺脚，社会就让出一道裂缝向真爱致敬——哪有这么简单，赤脚的岂知穿鞋的辛苦，贵族阶层的压力大如山啊！纽兰很清醒地看到，上流社会总是会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闭一切扰乱秩序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几乎总是要成为所谓集体利益的牺牲品：人们对维系家庭的任何常规都抱住不放。”他知道，对于埃伦来说，“心地单纯而又善良”的纽约上流社会“恰恰是一个她休想得到丝毫宽容的地方。”眼看众人对埃伦冰山一样的阻击，纽兰本能地一边接近埃伦，一边却又向梅要求提前一年举行婚礼。

这种情节看上去有些荒诞，而且后患无穷。但略一体会，就能看到华顿这一笔写得颇不简单。人常有这样的机会主义本能:为了回避一种两难困境，貌似聪明地躲到另外一种选择中，以为如此避难就易，生存就能驶入不是最好却也不差的道路上。生活优越的人最容易犯这样的大错，因为他们可走的路太多，处处都有两可，好像条条道路通幸福，只不过味道稍有不同。他们忘记的只有一条:人的内心是最大的世界，背离了真正的感情，所有的东西都不真实了。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上，人生必然是一场空幻的游戏，永远只能向前跑，不能向后看，因为看到的都是陌生和废墟。

后面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纽兰一次次凝望埃伦，两个人心知肚明，但都失之毫厘。特别是海边那一幕:纽兰在山坡上看着埃伦，“如果在帆船越过石灰崖上那盏灯之前她不转过身来，我立刻就走。船随着退却的潮水滑行，滑过石灰崖，遮住了艾达·刘易斯所在的小房子，越过了挂灯的塔楼。阿切尔等待着，直到船尾与岛上最后一块礁石之间出现一道很宽的闪闪发光的水域，凉亭里的人影依然纹丝未动。”就这样，在貌似深情的期待中，什么也没有发生。倘若埃伦回头望一眼，他很可能会奋不顾身冲过去，和她生死相依远行天涯。就在这一动不动的假设中，游丝般的可能远去了。悲剧在于，纽兰并不知道埃伦也在期待，她知道纽兰在眺望，也知道自己一回首，什么都会改变。她多么盼望这个男人不管不顾地地奔过来，大声喊出自己的爱，这样的回头才是女人的幸福，然而，他只是站着，如一朵水中花，没有一大步，也没有一小步！心事就这样空寂地摇荡，春天悄悄地过去了。

小说将近终局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疯狂一笔：埃伦与纽兰在纽约相会，她忽然提出和纽兰“来一次”，然后各归其位，不再相互牵挂。这是一个让读者顿时凝神屏息的突转，因为再傻的人也知道，这“来一次”之后，绝不会是一刀两断，而是满山野火。小说在这里用了高强度的描写，把事态推向极致：“她已经把手腕挣脱出来，但他们的目光一时还对视着。他见她那苍白的脸上焕发着内心的光华，他的心恐惧地跳动着，觉得自己从未见到过爱是这样明明白白。”这样的叙事几乎就是古希腊戏剧“发现——突转”模式的倒叙，仿佛要导向浪漫化的现代喜剧。但彷徨的男人总是会播下悲剧的种子，在这千钧一发的人生关头，梅告诉埃伦和纽兰，她怀孕了。一切都烟消云散，因为“纽兰·阿切尔是个善于自我克制的沉稳青年，遵循一个狭小社会阶层的行为准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临近小说结尾的这一连串情节意蕴很深，但构思得其实并不好，不但让人感觉是情节剧的老套路，而且超出了原本的逻辑，使三个人物都变得怪异起来。特别是梅，她对丈夫和埃伦的暗恋心知肚明，故意把尚不确定的怀孕说得板上钉钉，一举粉碎了他们的可能。这样的心机，简直就是个手腕老到的可怕女人了。实际上梅这类头脑简单的女子往往心肠很好，遇到事情不知所措，经常因为害怕别人痛苦而把自己逼上了死角。幸好华顿一笔扫过二十六年，在结尾把梅的形象又挽救回来：梅生了三个孩子，后来染病去世，死前把纽兰的秘密告诉了大儿子，让他带着爸爸去巴黎看埃伦。这一节把梅的善良写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力地反衬出纽兰的本性：他和儿子到了巴黎，来到埃伦家的楼下，他让儿子上去，自己动情地望着那扇窗，喃喃地想，“对我来说，在这儿要比上去更真实。”他“呆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时间一分钟接一分钟地流过。在渐趋浓重的暮色里，他在凳子上坐了许久，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个阳台。”最后，“慢慢站起身来，一个人朝旅馆的方向走了回去。”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一生啊！他在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总是那么软弱，空有满腹的脉脉深情。在这苍茫的世界上，这样的男性实在是太多了，他们看上去拥有很多，实际上连自己也不拥有，浑身挂满了种种未实现。从精神层面上说，这样的男人永远是单身的，他们没有磅礴的力量去融化里里外外的枷锁，只能在无限的憧憬中接受现实。身为女性的华顿，很明白男性人生的南辕北辙，她把纽兰风雨飘摇的心路故事反讽地取名为《纯真时代》，其中有多少感叹，多少期望！写到这里，华顿的苦心一览无余，她想大声告诉人们，“老日子”并不老，它是一代代重复的故事。在人类社会中活着，不但需要自由的渴望，更需要百倍的勇气。不然，生存就如夹在众人之书中的一片枯叶，标本一样存在，如同纽兰最后的伤感：“他知道他失落了一件东西：生命的花朵。”

文/梁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