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队长三十多岁，那时看着，觉得不止。队长话不多，但老乡说，队长讲话有水平。我们生产队不大，几十户人家，百来口人。忠厚老实的，偷奸耍滑的，犟的，绵的，什么人都有，管好一个队，也不容易。

队里开会，队长照例是要讲话的，人前一站，开口就是：毛主席说，干活偷懒，不道德。我们面面相觑，这话，主席说过吗？老乡都点头称是。就有人站起，毛主席都说了，还好意思偷懒，秋后不长粮食，吃熊。说话的，都是正经庄稼人。正经庄稼人，干活认真，也容不得别人糊弄土地。不管是单干，还是合作化，态度是一样的。油头滑脑，一般不会得到乡人的尊重。

村里人，都说队长讲话有水平，又说，懂政策。队长有个外号，小算盘，小眼睛一眨一眨，一眨一个主意。队里的家，不好当。什么地种什么，哪块地先除草，哪块地后施肥，都得想，想好，就要安排。安排，就是副队长的事。但村里人，都听队长的。

队长也不是瞎想，得问人，问的人，都是村里有经验的老农民。明年庄稼该怎么种，种什么，蹲在地头，讨论。下雨，就在磨房。那时，农村也要学习，有个什么重要的社论，就要学习，原来是会计念，后来，就是我们读了。读完报，队长敲敲旱烟锅，说，行了。要么闲拉呱，要么就商量队里的事。印象深的，一次，队里有个老乡，原来在蚌埠工厂做工人，后来回乡。说，要富裕，还得工业，意思是办工厂。我们热烈同意。也有老乡不同意，说庄稼人还得种庄稼，种庄稼，无本万利。后来不了了之，还是种庄稼。那时，国家统购统销，种粮食，是有指标的。但余下的，种什么，就有了讲究。种芝麻，种烟叶，都能换钱，就是队里的现金收入了。

后来，我回城里，进了工厂。我发现，工厂和农村，也差不了多少。技术好的，就受厂长尊重。厂长有个什么事，都要找他们问问，科层制，真到了下面，就没了上面的威风。做基层的，都知道深入群众的重要。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老工人老农民，厂长队长都玩不转的。

队长有时候独断，当然，也不能叫独断，应该叫下决心，下决心，有时候也会下错，比如，那次工业农业之争，队长就错了。隔壁一个生产队，早早买了小钢磨，小马达一开，磨面飞快，顺便对外营业，收费，我们都去。好歹，也给村里换了点现钱。后来，我们队也买了小钢磨。

买小钢磨，也有故事。

1970年代，经济还是在发展，在农村，关键是县里有了化肥厂，有了化肥，地里的粮食长得就多，粮食多了，就有了钱。那一年，队里就商量，是买马，还是买牛，我们是马派，嚷嚷着去内蒙古。妇女不愿意，说，得买小钢磨。

下乡，最烦的，是磨面。牵头小毛驴，套上，慢慢走。驴还没歇，我们就睡着了。醒了，驴站在地上，粮食撒了一地。我们立马又成了钢磨党。那时的妇女，地位该怎么说呢？男人打老婆，有的。有客来，女人不上桌，也是有的。可钱攒在女人手里，家里的大事小事，还是女人说了算，男人要喝酒，也得看看女人的脸色。打死不给钱，大男子主义，也没什么用。队里开会，妇女也是要参加的。女人多了，叽叽喳喳，一嚷嚷，男人就不吱声了。队长想想，说，买磨。

没事的时候，队长就在地里转悠，这块地看看，那块地瞧瞧，瞧什么，不知道。不过，总的来说，队长胆子不算大，违反政策的事情，从来不做，办工厂，做买卖，谈也别谈，是个庄稼人。

队长爱到我们这里串门，刚下乡，队长扒在我们箱子上听，问，听什么？答，箱子里都是罗马表吧？又说，给队里拿点钱，贡献贡献。说过几次，不说了，大概知道我们都是些城里穷人家的孩子。不过，队长还是喜欢到我们这里来。

队长喜欢喝酒，我们有时喝酒，队长闻着酒味就过来了。喝醉了，回家就闹。第二天，见到嫂子，嫂子脸上就多了几块淤青。

农忙的时候，要出早工，鸡没叫，天上还有星星，就得下地。年轻，能睡，最烦的，就是出早工。外面鸡飞狗跳，一翻身，又睡着了。这时候，就有人敲门，然后是队长的大嗓门，红彤彤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该下湖了。没人理他。队长有办法，不知怎么就把门给弄开了，坐在案桌上，吸烟，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睁开眼看看，太阳真的升起来了，就笑呵呵地说，队长，就这么会功夫，两个工分到手了。队长也呵呵一笑，背手出门，出门搁下一句话，下次早点起。下一次，还是天不亮敲门，还是那句，红彤彤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很多年以后，队长的孩子到上海打工，我们问他，队长怎么样了。回答说，老了。

村子虽小，也是五脏俱全。有队长，就有副队长，也有会计和保管员，这就是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了。

会计高某某，高中毕业，回乡知青，我们刚下乡，新房还没盖好，就住在会计家。会计兄弟二人，长得都很英俊，尤其哥哥，络腮胡，鹰钩鼻，眼珠还有点黄，我就疑心，这家祖上是否有胡人血统。淮北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民族融合，也是常理，实际上，纯种汉人，除了兵马俑，生活中非常少见。北方男人，大都英姿挺拔。许是成年劳动，肌肉结实，身上很少赘肉。

会计自许文化人，和我们谈得来，有时候说说学校，也有时候，谈谈国际国内，会计读报，大事情，也都晓得。谈着谈着，就会长叹一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我后来读路遥的小说《人生》，常常会想起村里的会计，只是，会计少了高加林那股子狠劲。

会计有许多故事。

会计刚下乡那会，城里正在闹“文革”，会计也想革命，就在村里串联了几个年轻人，每人缝个红袖章，就算是红卫兵了。红卫兵要革命，就得批斗走资派，村里最大的走资派，是大队书记，几个红卫兵喝了点酒，就去革命了。乘着酒劲，闯到书记家，正准备喊口号，书记在里屋咳嗽一声，披着棉袄，慢步出来。这时候，会计酒就醒了，想喊口号，喊出的，却是一声，叔。革命就此结束。我们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计说，不知道。

此举失败以后，会计觉得孤独，很空虚，大概也有点无聊。那时候，会计已经定亲了，对象是另外一个村庄的姑娘。淮北的乡俗，估计也是新乡俗，结婚前，定亲后的男女，是可以来往的，不过，一般是逢年过节，也都是在家里，两个年轻人，说说话，增加增加感情。会计找到女家，三弄二弄，弄出个城里人的自由恋爱。

会计经常到女家去，那姑娘也很勇敢，时不时地也到村里来，来了，两个人，手牵手，跑到小河边上，说悄悄话……

会计经常批评农村，两条，一是落后，二是封建。

我们下乡时，会计已经结婚，女的，就是那个勇敢姑娘，短发，刚生了孩子，微胖，但利索，和村里年轻人闹起来，一股疯劲。

会计管钱，保管员就管东西。裤带上，挂一串钥匙。

队里有个大仓库，除了农具，我们看上的，两样，一是烟叶，二是粉条。

那时候，队里是有副业的，主要的副业，是做粉条。粉条用红薯面做，做好，晾干，拿到集上卖，卖的钱，算是队里的现金收入。我们爱吃粉条，红薯面的粉条，炒着吃，最好。有时候，忽悠着保管员到仓库，一边给他讲黄色故事，一边就把粉条夹在棉袄里，走了。保管员是个光棍。

烟叶也是好的。村里有些地，种烟叶，烟叶收上来，用细细的麻绳，一片一片拴好，缠在竹竿上，送进烟房里烤。烤好的烟叶，金黄。烤好的烟叶，国家收购，多余的，就放在仓库里，得空时，拿到集上卖。堆放烟叶时，趁人不注意，捡上好的烟叶，衣服里一塞，捂着肚子，出门。

烟叶拿回家，是不能抽的，扔到蚊帐顶上，让它受潮，潮了，拿下来，细细地切，切好的烟丝，用纸一卷，觉得像上海的“牡丹”。现在想想，保管员是注意到的，老乡也是看见的，只是不说罢了，大概觉得学生可怜，吃一点，应该。

队长是选出来的，会计也是选出来的，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几家走得都很近，大概是一支。这一支，那一支，轮着选。慢慢的，村里有了流言，都在问，钱到哪去了？后来，我回城，就有人说，选学生，学生再能吃，能吃掉一座大瓦房？还真被选上了。

队长是另一个伙伴，真的就做了一年。刚上任，就定规矩，规矩就是扣工分。农忙的时候，任何人不许请假。这就苦了那些小媳妇，回个娘家，也得请假。请假也不准。全村都支持。

慢慢，学生队长也开始腐败，小媳妇探进头，嘿嘿一笑，扔进二盒烟，不等开口，学生队长就一挥手，说，去吧去吧。

这样也嫌烦，就约了村里人，密谋。要收庄稼了，就到地里，大家合计一下，说这块地，五百个工分，谁要，就有人举手；那块地，三百个工分，谁要，又有人认领。这就把活给分了，也算是包干了。各家领了地，就拼命干，白天黑夜，早干完，该干嘛干嘛。只是，这样一来，学生队长也就没烟抽了。

我后来想，不能说农民对合作化没有积极性，搞水利，开荒地，农民都说合作化好，也是，淮河千年水患，搞了水利后，水灾少了。可是，下地干活，合作的积极性就没那么高，合作化，并没有根本改变种地的方式。一样的种地，凑在一起，除了热闹，年轻人喜欢，产量未必就高。而且，捆在一起，像城里人一样，上工下工，倒是拘束了。

合作化的好处，在于单干不能干的事，可是哪些是单干不能干的事？除了水利、开荒，还有工业。这些，当初上面是想明白的，可是历史条件不允许，所以到后来，除了种地，还是种地。再后来，干脆把地分了拉倒。

一年以后，听说村里又把原来的队长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