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学居士

一九七四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我的启蒙老师郑竹友先生从河南的“五七干校”返回上海“养老”。彼时，我每周都会去看望并向他请教。

一次，他叫我爬到暗黑的后客堂的老床底下，拉出一个竹篮子，蒙灰之下是一批印章。他说，你可以把需要的挑出来。在灰暗的灯光下，我挑出了吴让之旧谱累见的“吴熙载字让之”等自刻自用六面套印，以及“让之”（两方）、“熙载词翰”、“熙载”“让之”两面印，“王小梅作”、“小梅”印，此外尚有方竹刻“师慎轩”等四面自用印（见图），“兰言室”、“百镜室主人”、“当于天下共览之”等印，共计十二方，二十面印。

我不由一阵欣喜涌上心头，这些印对我来说可是难得见、不可求的“宝贝”。郑老师说：“这是我解放初回家乡扬州带回来的，二十年来都没动过。”我惊奇地问，您哪来这批珍贵的印章呢？他向我叙述了晚清时的往事——

那时扬州有一座准提寺，寺僧好艺，就在寺里辟了画室——十笏精舍，供当时有名望的画家王小梅（1794—1877）、吴让之（1799—1871）、郑芹父（1809—1879）三人共用。吴让之晚年从小他十岁的郑芹父学画，所以他有“晚学生”、“晚学居士”之号。其间有友人自南方捎来天然方竹一竿，颇稀罕，吴氏制为拐杖，故有“方竹丈人”之号。竹稍长，截下的一段自刻了“让之”、“方竹丈人”、“晚学居士”、“师慎轩”四面印。此方竹四面自用印虽包浆古旧，然从未钤盖过，非但一无硃痕，且写稿的墨痕显见。方竹毕竟印面欠平正，或许这就是从未实用的原因。然配篆镌刻之精到、运刀（或称用刀）之高妙却高出其相同印文的石印。让之殁后八年，三人中年龄最小的郑芹父去世，寺庙嘱郑氏后人来十笏精舍清理，于是三家在画室之物尽归于郑家。王、吴的这些自用印也在其中。吴让之一生所制名、字、斋号及闲章自用印约在一百四十方左右，然聚散无常，不可考据，而郑氏老屋所存仅上述之数。当时面对这批自天而降、求之不得的吴氏刻印，郑老师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交换？这对你是很有用的。”我遂以家藏的雍正天青釉官窑洗贻之，先生也就将这批印章赠送给了我。这批佳印，成为我收藏吴氏印石中重要的一部分，对我印艺的提高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启悟多多。

吴氏用刀神游太虚，若无其事，给人以轻松极随意的感觉。刀法之外，他对择字、配篆也是反复推敲、九朽一罢的。上述方竹印上多处的残留墨痕，显示出点画的多处变更，尤其是“师慎轩”一印“慎”字左旁上移了近三毫米而残留墨迹，即一明确的例证，且是其一生刻印中此类情况仅存的一份孤证。此外，他刻六面套印也非一气呵成，是深思熟虑，逐一推敲后，在几年里陆续刻出的。同治癸亥（1863年）秋，魏稼孙去泰州钤吴氏箧中自用印等一百零七印，成《吴让之印存》一册（两部），时六面印蜕中仅见“吴熙载字让之”界格印等四印面，馀之“著手成春”、“能事不受相促迫”两印尚未刻出。以几年的时间完成六面印，可见虽轻松却并非粗率仓促，这也印证了他击赏的老杜诗句：能事不受相促迫。吴让之刻印的用刀，我一直怀疑非我等所惯用的两角呈90度的平口刀，惜实物已不能见。我曾作过试验，判断其刻款的用刀应是稍带斜口的小尖刀。若此六面套印，其款则刻于外套印向天的四侧边沿上，边窄字小，而且是以行草为之，是让翁款字中极小的一类，是非小尖角刀不能的。其文曰：“余生平见人磨前人名印而自用佳石者夥矣，此石庶免。让翁云。”让之自用印多不署款，此是少数的例外。敝帚自珍，的确是有话要说，有感而发，不能不留下的文字。此六面印外套印壁薄，内印甚小，是可以免被人磨去再刻的精心设计，而百年后的郑老师为避“文革”之祸，虽不磨印，也未影响到印面的完整性，却用针尖细心地将这段款字剔到了模糊不清的程度。这匪夷所思的处理，是不曾经历过“文革”的让翁始料不及的，亦可称作印坛憾事一则。

我由让翁的印想到了当时也是印坛巨擘的赵之谦。“吴赵风流”，不错，两位大匠，一流高手。让翁运刀之妙，独步千古；赵氏则濯古出新。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小让翁44岁、小之谦15岁的浙人吴昌硕，不同于彼时的浙人评家、藏家在篆刻方面有浓烈的同乡会情结，往往褒赵贬吴（赵为浙江绍兴人，让翁为江苏扬州人），而是在篆刻上每对赵三缄其口，对让翁则颂扬多多，不遗余力，经常在文字乃至授徒教子时高度评价及具体地传授着让翁的印艺，尤其是用刀之法，如说“道在瓦甓，让老存焉，此刻汉，深得汉砖遗意”。在缶翁看来，让翁在师邓之外，对瓦甓之妙是别有领悟和体现的，是先行者。其子吴藏堪在谈及缶翁对吴让之所刻“包诚私印”、“兴言”大对章时署款称：“家君时训示其用刀之法。”惜此训示之法终究未见于文字而传世，这是不可弥补的遗憾。缶翁身为浙人，而能跳出在浙褒浙的小圈子，在艺术面前显示出了独立、宽博、刚勇不偏执的人格，也彰显了大师的高尚品质。

郑竹友老师（1896—1976）名筌，扬州人，民国时古字画修补高人。张大千尝请教其仿制古画之法。1958年被周总理点名调入北京故宫，于修复接笔古字画贡献甚大，米芾之《苕溪诗》所失十一字即为其执笔直书（非双钩廓填）。徐邦达先生曾撰文称其为“近世绝才”。作为郑芹父徽孙，郑老师诞生距芹父之殁仅十余年，故其述这批遗印故事当属第一手可信资料。此外，若无更精准的史料考索，那么，贫困潦倒，至于发“但使晚年饱吃饭”感慨的吴让之殁于泰州一说，亦当改以扬州为是。

2015年11月8日改定于豆庐

文/韩天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