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

获于漪老师赠回忆文集《岁月如歌》手稿本，很喜欢。八十多岁的于老师手书，不是万字如一，是几十万字如一，让我这个晚辈不敢提笔回信了。手稿本第一好处，是能让整本书活起来，捧着手稿本，仿佛看见作者立在面前。

于老师对语文教育的贡献和对教育的挚爱，在这里不必多说了，有件事我一直记在心，这回再重读，感慨如初。

简录相关内容如下：

1988年市第九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教育经费事，我们教师代表大大议论了一番。这一次，政府预算报告中教育经费增长百分之五点七，而事实上，由于大批知识青年返沪后成家立业，所生孩子正好到入学年龄，因而，小学生骤增，有些区增幅高达百分之十几。学生增长与经费增长差距很大，而经费匮乏又必然导致小学要改为上下午两部制，即半天在学校求学，半天在家。两部制不可行，小孩在家无人照顾要出事，而且许多人居住条件差，一间斗室，孩子无法安排。由于弊端甚多，故而我们六十多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加教育预算的议案……

经过一番努力，议案终于通过了。于漪老师写道：“这就是‘法’的力量！那年教育预算执行的结果，增长幅度为百分之十三，所有小学生都在全日制学校就读……”

于老师和几十名代表把议案通过和局面的改观归功于“法治的力量”，当然正确；可是我想，如果没有一批人的认真，哪里会有这个结果！如果不坚持，如果掉过脸去，听之任之，那就会出现极其艰难局面，上海会有几十万人每天被这个“两部制”困扰，更危险的，是社会价值观因此扭曲。

大约在1995年，于漪老师第一次对我说起其间的波折，我们都很感慨。在中国办教育，哪有一帆风顺的？没有理想，没有硬骨头撑着，连最低水平的教育都维系不了。说起来是“法”的力量，而想到以“法”来改变不合理的状态，何尝不是人的努力！为解十几万家庭之困，为孩子们能安全地上学，几十位代表严肃认真地履行职责，其间的困难，恐怕不是几页回忆能轻轻带过的。

27年过去，重读这一页历史，百感交集。现在的“法”，比二三十年前要健全了许多，但是“依法”往往停留在嘴上纸上，举目望过去，到处能看到不作为的，甚至渎职枉法的现象。我仍然觉得中国许多事艰难沉重，不可能迅速改观，惟其如此，人的努力和人的精神也将彰显价值。

很多事，当事人只要能秉持公正，抛弃私欲，就可以解决；只是因为懈怠敷衍，往往就弄得困难重重，不堪收拾。有些事，本不是难题，遵循常识常理即可做成，却大事宣传折腾，夸大表功；有些人，不敢正视困难，一定要把问题拖成老大难，借口力不能逮，可以无愧无悔；也有人，空喊无私献身，临事涣散，畏难而退，以清静无为作托词，糊弄社会和历史……总之，很多人总是“体谅他人原谅自己”，得过且过，至于那些灾祸，往往就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造成的。

27年前，如果没有那批代表的认真和努力，小学的“两部制”也就实行了，代表们只要“理解政府难处”，庶几可以向社会交代了吧。可是，于漪老师和代表们就那样不违良知，不尸位，不放弃，去做了，而且做成了。

27年过去了，那一代小学生人到中年，他们会否记得读小学时差一点就只能半天上学半天无人问了么？而那一代家长，现在基本退休了，他们能否记得当时曾忧心忡忡地等待希望么？差一点，就会有十多万小学生要上“两部制”，十多万家庭有后顾之忧，不得安生。亏得有一群认真的人，眼中有人，心有良知，这才避免了可能的困局。世上的事，都这么认真，何至于出那些人祸！

有两句话，记不清是谁第一次说的了，但一直记在心里。一句是“既然看见了，就不掉过脸去”，另一句是“如果我不去做，也许就没有人去做了”。我读于老师回忆录时再次想起这两句话。我打电话，想把这些感慨告诉于老师，老人不在家。我不想再打扰她，还是在这里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