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丹丽

在晚清时代，“国民”意识的发生，是建立在国家观念的基础上的。而“国民”这一术语，又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在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社会背景下，男性知识精英和女性先觉者都把引导女性认同“国民”身份作为重要的启蒙任务，遂将“女国民”的概念提升到历史层面，却引起了一场风起云涌且众声喧哗的关于“女国民”身份的辨析。这场辨析不仅见于教科书、报界、文学作品中的讨论，还在社会生活中付诸实践。在二十世纪初期，它不仅是个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热点;而在今日看来，它对于近代中国女性解放的意义，更是功不可没。

然而，“女国民”不是“女神”，从在文化层次上与儿童等值的“妇孺皆知”的地位，到等同于“国家主义的妇人”，决非一蹴而就，与欧美和日本相比，起码这中间有一道一千多年的坚如磐石之墙要冲破。夏晓虹著《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一书，正是在此意义上，展现了被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建构的“女国民”的多元景观。

“女国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首先她得不缠足。因为缠足有“废天理”“伤人伦”“削人权”“害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七大坏处，何况西风东渐，三寸金莲亦失去作为女性美的标志。1903年日本大阪世界博览会“人类学馆”放一小脚女人代表中国人形象，国人便以为耻。她还得入学堂，或学习断文识字、格致算学，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而女学堂与不缠足同体连枝，几乎所有的女学堂都明文反对缠足，已缠足者入校后须把裹脚布放开，渐渐解放。她也需要锻炼体格　(体操课)，有音乐修养(音乐课、琴课)，更要移风易俗，争取婚姻自由，努力寻求男女平等的天赋人权，甚至参与国家之大事。而在“中国女德，历代崇重”的惯性思维下，“女国民”最重要的标志还是在精神层面。只是这女德不再是“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而是贤母良妻之德　(个人的)、国民母之德　(民族的)、爱国忧国之德　(国家的)。

这样的女性，在中国恐怕是前无古人的。所以，知识精英们见仁见智，纷纷为处在黑暗中的中国女性塑造典范。有人独取外国女杰，如　《世界十二女杰》　《世界十女杰》　《近世欧美豪杰之细君》　《外国列女传》;有人独重本国女杰，如　《祖国女界伟人传》;有人则中外兼收，如最畅销的　《女子新读本》　取本国女性典范18人，外国10人。他们通过中外女杰的传记和女报的“传记”栏，援引外国女杰，以弥补中国女性人格理想的缺陷，重建中国的女杰传统。其中突出的典范有: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花木兰、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女刺客沙鲁土·格儿垤、诗界革命军独罗瑟、国民之母罗兰夫人、英吉利女权运动领袖傅蕚沙德夫人、政治家之妻俾斯麦夫人、世界改良运动领袖扶兰斯德、普救主南丁格尔　(护士)、北美教育家美利·莱恩、革命家路易·美世儿。这些古今中外女杰的事迹在晚清精英笔下得到不同程度的删节、改写、增添，以服务于他们改造旧道德、培植新品格的“女国民”精神的建构。“女国民”将是女军人、女文学士、女社会活动家、女慈善家、女政治家、女教育家、女演说家、女权主义者、女革命家……她们成为各种抱负的化身。

这是对晚清时代女性的期望吗?　我以为，对一百年后今天女性的期望，亦不过于此。女性解放每迈出一小步，困难重重，取得的胜利，又微乎其微。据作者所言，“启蒙者心目中的‘常识，水准”，是比照“未来的‘新女国民，即女学生而设计制定的”。自1897年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创办以来，至1907年为止，清朝学部的调查结果是，全国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6人。这个数字，无论怎么辐射，绝大多数的女性都被划在女国民之外。然而思想之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如此丰富的“女国民”的内涵，在男性精英和女性先觉者那里，立场自有不同;即使同为女性，对“女国民”的理论建构及实践操作也有同中之异。最早提出“国民常识”的梁启超，认为女学的功用仅在母教，而最早提出女性为“国民之母”的金天翮，又将摒除性别差异的天赋人权和明示性别区分的“国民之母”同时作为女国民的最终目标。所以　《女报》　主编陈撷芬才有弃“男子之女学”与“男子之女权”的反省。同为女报编辑加发行人，且同为女性，《中国女报》　的创办者秋瑾对“女国民”的最终期待是，从满清与列强手中拯救中国;《中国新女界杂志》　的创办者燕斌将“女国民”的教育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最高目标是获得参政权;《天义报》　的编者何震则基于无政府立场，要求男女绝对平等，若勉励女子爱国，　“则是导女子于国家奴隶耳”。“汉侠女儿”“女国民”“女虚无党”，女性自身国民身份的建构与疏离简直让人惊叹。

正像晚清知识精英不殚艰辛地借助女性启蒙读物推广不同的“女国民”一样，“女国民”的种种样态在不同语境下的转化，客观上促成了这一概念在互动中变形、重生。这也是本书最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