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岳镇川灵，海涵地负，造化神秀无疆。凛然苍翠，深静拥青缃。痼疾烟霞自古，更今日、谁解膏肓?　胸中有、层层丘壑，平淡出堂皇。

泱泱。如海上、先生雅致，磊落昂藏。数诗史图书，飞起琳琅。饮罢不妨卧醉，驾鹤去、新月惊霜。高天正、纵情极目，不尽涌长江。

这是我2002年出席台北艺术大学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岳镇川灵———江兆申书画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即兴填写的一阕　《满庭芳》。光阴似箭，倏忽之间，江先生离开我们竟有20个年头了。怀想江先生的学术、艺术成就，尤其是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间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不禁感慨系之。

我对江先生的认知，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时读到他的　《关于唐寅的研究》　等著述。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的学者，治学作风严谨扎实，以尽精微而致广大，给我以极大的启迪。1993年8月，“江兆申书画展”首次在北京展出，我恰好在京公差，抽空去观看了展览，心目为之一亮!　满堂的作品，重峦叠嶂，山高水长，意深而气峻，一种端严堂皇，摄人心魄。中国画传统的“正宗大道”(张大千语)，不正在于此吗?　当时的大陆画界，对传统的认识，多局限于以明清的文人写意为不二法门，新华书店中铺天盖地的各种中国画技法书“怎样画梅兰竹菊”、“怎样画紫藤”之类，无不是“逸笔草草”的路数，唐宋画的“严重以肃，恪勤以周”则被认为是“落后”的“再现”。我于此际正开始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分析这两大传统在今天的传承、弘扬问题，遭遇到严重的阻力。见到江先生的画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特别注意到，江先生的作品所使用的材料，丰富多样，不拘一种，而大多是在日本和台湾地区所定制的麻皮纸，尤其是灵沤馆(江先生的斋名)　精制的仿宋罗纹矾沙笺，堪与宋元和明清正统派的用纸相媲美。纸质紧致绵密而有韧性，不渗水，不洇墨，但却咬得住笔，使所画上去的笔墨线条和色彩，剔透晶莹，既入木三分，又有一种从纸面上蹦动起来的弹性，相比于大陆画家以水晕墨章的生宣纸为中国画创作的唯一材料，艺术的效果判然相异，而直接了宋元的文脉。这就更加深了我对谢稚柳先生反复强调的“纸绢材料是笔墨生命线”观点的理解。后来向谢先生谈起这次观感，谢老说他是在1980年代参加美国的一次中国书画研讨会上认识江兆申的，并对他的书画给予很高的评价。

1995年秋，江先生在辽宁沈阳举办了他在大陆的第二个个展;同时，由其学生、刘旦宅先生的公子天暐兄等筹画翌年在上海三展。返台前途经上海，便由谢稚柳、陈佩秋先生作东，宴请江先生一行和刘旦宅、沈柔坚诸先生，共商相关事宜并落实细节，我也叨列末座。十年心仪，一旦识荆，欣幸自不待言。席间相谈甚欢，并蒙谢、陈、刘三位先生推荐和江先生的抬爱，受命为上海画展的作品集撰写前言。当时谈到我的一个学生正准备写研究溥儒的毕业论文，苦于大陆方面的资料不足。江先生当场答允给予帮助，返台后不久即托人带来了　《寒玉堂集》等一大包珍贵的资料，使我的学生成为当时大陆掌握溥儒第一手资料最多的研究者之一。翌年春，江先生应邀至辽宁考察、讲学，不料竟心肌梗塞猝逝于鲁迅美术学院的讲席上!　时在5月12日。当刘旦宅先生在第一时间将这一噩耗告知时，我顿时黯然神伤，久久不能平复。本期待在8月的上海展上作更深入的请益，奈何人天永隔!

江先生1925年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式微的书香世家，从小勤习经史，偶作诗文、书画、篆刻，甚至还以刻印所得补贴家用。13岁时为前清翰林许承尧补订“杜甫草堂

诗集”，许大加赞赏，以为“颖水照眼明，亭亭擢奇秀。古来干霄材，皆自尺寸始”。1949年后渡海去台，谒溥儒学画，溥先生让他先读经史子集，然后书画篆刻可臻“文之极”而“进于道”之境。1956年后供职台北故宫，历任研究员、书画处处长、副院长，艺术创作、学术研究、行政工作并进，皆取得出色的成绩;尤以书画史的研究，穷研极讨，发人之所未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服膺。1991年退职，全力投入到书画的创作，艺事猛晋，被推为“渡海三家”(张大千、溥儒、黄君璧)　之后，台湾传统画家的班首。1993年始，挟其书画致力于两岸的文化交流，风尘仆仆，不辞辛劳，每年数次往返于海峡两岸，并多次组织大陆的书画名家赴台展出，以共襄振兴中华传统的大业。

学者每论，传统的振兴，台湾的文化环境要比大陆好得多。对这样的观点，我是始终不能完全认同的。实事求是地讲，在振兴传统方面，两岸的文化环境各有优长。论传统积淀的丰厚，大陆的环境肯定优于台湾。台湾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部分，自古以来奉中原为正朔，其精华也主要是从大陆传播过去的，局限于博物馆和赴台传统学者的书斋中;而大陆的传统文化，则生生不息于每一寸土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即使千百年来遭到不断的自然耗损和人为破坏，但它的博大精深，它的无处不在，远非台湾所可比拟。这也是为什么在1993年后江先生要不懈地往返于两岸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不仅要借此以推动两岸文化的交流互动，更要为个人、为台湾的传统文化寻根探源、认祖归宗。而论对传统认识的全面、深刻，对传统精华的自觉保护和继承、弘扬，台湾环境确实有优于大陆处，是值得我们反思并借鉴、学习的。比如说师道尊严。江先生每次访问大陆，身边总是追随着一大群弟子，不仅为了听取老师耳提面命的现场讲学，更为了侍奉老师的起居生活，其情景，令人联想到孔子周游列国的古风。又据江先生的弟子、台北艺术大学的教授李义弘兄告知，江先生在辽宁猝逝火化之后，骨灰带回台北当天，在台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全部恭候在桃园机场。当飞机降落停稳，江先生的灵柩请出机舱时，全体弟子立即下跪叩地，久久不起，听得我热泪盈眶!　而2002年的“江兆申书画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正是义弘兄带着他的同门一起策划的，并专程到上海约刘旦宅先生、天暐兄和我等商洽具体事宜。韩愈　《师说》　以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尊师重道，其意义不正在于此吗?　则反思大陆学界，师生关系的日趋凉薄，真使人不知从何说起。

江先生擅画山水，偶作花卉，且工四体书、精篆刻。他的绘画，1950至1969年为第一期，整个1970年代为第二期，1980年代为第三期，1990年代为第四期。第一期主要受溥儒的影响，用功于研习古典名家的经典作品，范围涉及南北宋，尤以南宋刘李马夏的“院体”为主，兼糅范宽的精劲和明代吴门画派的雅致，所作多为小幅面的作品。第二期的取法广涉宋、元、明、清，并致力于对花莲、埔里等真山水的实地写生，通过自己的诗心对古人和造化作吞吐升华，以系统地调整个性的画风方向，尺幅亦从小品拓展为五六方尺的大轴。第三期的江先生，开始逐渐抽回他在美术史研究方面的精力，直至全部集中于创作，对传统的追求，也全力向北宋大山大水的全景风光登攀，除偶作清新婉约的小品，多为长轴巨幛的大手笔，尺幅有大到数丈之外的。江先生的个人风格，至此正式定型，亦即谢稚柳先生所说的“以清人　(主要是渐江、石涛、龚贤)　笔墨，运宋人丘

壑，而泽以时代之精神气韵”。嗣后的发展，无非是将这一风格培元固本，更加完美化而已。第四期的创作，由于饱览了大陆的名山巨镇、长江大川，直掘到传统文脉的水土根源，在第三期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高华恢弘的全盛景观。《黄山图》《严陵钓台图》　《千岛湖图》　《西子湖图》《太湖图》　等，境界的壮伟开阔，非得江山之助者莫办!　郭熙　《林泉高致》　云：

嵩山多好谿，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嶂，泰山特好三峰。天台、武夷、庐霍、雁荡、岷峨、巫峡、天坛、王屋、林虑、武当，皆天下名山巨镇，天地宝藏所出，仙圣窟宅所隐。奇崛神秀，莫可穷其要妙。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磕磕，杳杳漠漠，莫非吾画。

可惜江先生刚刚精进到这一境界，便英年早逝，未及遍览太华、岱宗、壶口、三峡以壮志气。否则，其艺术前景必将层楼更上。

他的书法，四体兼工，大小如意，尤以融汇碑帖的行楷书，清刚俊爽，裹绵截铁，最具创意。他为黄山白云溪景区所书的摩崖

石刻“卧石披云”四个擘窠大字，笔力雄强，气象浑穆，骨法洞达，精神飞动，真有气壮山河之概，堪称近代摩崖榜书第一。所书寒玉堂“呼猿向萝月，招鹤下松云”联，夭矫跌宕，峻健丰伟，连江先生自己也叹为不能作第二遍书，不仅用作1995年辽宁书画展作品集的第一图，还截取了“招鹤”二字作作品集的封面。两个闪闪发光的金字，凸映在水墨山水图局部的背景上，于混沌中放出光明!　但又有谁能料到，一联成谶，第二年，江先生竟真的仙去辽东……回过头来读传为陶潜所作的　《搜神后记》　中的一则故事：“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鹤唳声声，嘹亮而又高清，不禁令人唏嘘。

2002年的台北研讨会，以“岳镇川灵”四字概括江先生的人生和艺术，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这四个字的会标，也是江先生生前手书，可见他将这一境界，视作毕生的向往和追求目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中华的水土，以“岳镇川灵”为标志，中华的人文，为“岳镇川灵”所涵养。“岳镇川灵”一词出诸　《宣和画谱》　的“山水序”，意在标举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渊源所自。岳者大山。“仁者乐山”，所以传统文化的精神安忍不动、历劫不摧。川者大水。“智者乐水”，所以传统文化的活力随物赋形、昼夜不息。两岸文化，同根同宗，所以传统的继承、弘扬，中华的振兴、自强，需要我们血浓于水的携手合作。江兆申先生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值此江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作为由衷的祭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