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明

人年少时，多少都做过“边疆梦”。1969年初中毕业后，我报名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因故未成。记得曾模仿普希金，写诗《寄往内蒙》　———几位同窗好友都去了那遥远的地方。在等待分配工作，无所事事的日子，我读俄国作家描写高加索的作品，读中国古代的“边塞诗”。长大入伍，我为“祖国让我守边疆，哪里需要哪安家”的口号而激动，也曾报名去西藏，亦未成行。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工作稳定，看来我的“边疆梦”就只是一个梦而已了……

1995年春，我所在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刚刚成立一年多，偶尔听说北京那边有个边疆题材的选题线索，无人问津。我找来资料和联系电话，打过去，似乎江浙口音，矜持，但很坦诚：“策划出版一套由中国学者撰写自己边疆考察实录的丛书，在我心中非今日始，最早萌发是在‘文革’一度逍遥时，翻阅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亚洲腹地旅行记》　和俄罗斯地理学家奥尔洛莫夫　《在中央亚细亚荒漠》　之后。进入80年代，自己也获得了边疆考察的实际经历，尤其是在近十余年研究实践以及与外国同行交往中，我愈益认为，中国学者的边疆考察实践，以及取得的成绩，应该通过一种较通俗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们了解”———这段话，马大正　(就是与我通话之人)　后来写进丛书之中，它让我心动；再说了，《亚洲腹地旅行记》　也是我酷爱之书。

约好去北京面谈。他个头稍高，体型稍壮，鼻梁挺直，戴眼镜，穿着随意，长我十五岁，笑起来却调皮，像个孩子　(他很爱笑，笑时眉毛高挑)。他爱书、爱学问、爱边疆，爱交朋友———都是真爱，发自内心。与他交流毫无障碍，质朴、专注、智慧、谦逊、宽广，讨论之中还闪着不易觉察的精明。在他身上，平民和知识分子、学术和行政、浅白和深刻毫无痕迹地融会一起。比如，短短一面，我对他已经了解甚多；再如，他之爱书，并不故作高深，凡有趣的，都喜欢……

从马大正那儿，我懂得了，所谓“边疆”，与我一向理解的“边远地区”不能划等号。边疆的明确标志是：有国境线的省区，包括东北三省、内蒙、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和广西，而我过去印象中遥远的宁夏、青海等，并不属于边疆地区；另外，除“陆地边疆”之外，还有“海疆”，但也不能把沿海省区都算作边疆，研究者习惯上把台湾岛、海南岛、南海诸岛等，以及国际有关法规规定范围内的海洋称之为“海疆”。至于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变化带来边疆地区概念的变化，那就更复杂了。马大正的想法是，包揽目前有国境线的九个省区，加南沙群岛共十个，邀请对这些边疆地区研究有年的学者，共同撰写一套“中国边疆探险与考察丛书”。书的内容以考察旅行记、日记、随笔等形式呈现，目标是普通读者　(文化大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多年来与全国各地专家一起工作，对他们的研究方向、特点和成果十分熟悉，甚至对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了如指掌，组织开发这样一套书，可谓不二人选。

我才知道，像马大正这样一批专家学者，终生埋头边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研究，在他们心中，早已沦为废墟的金顶寺、黑水城等遗迹仍旧香火缭绕、兴盛繁华，生活在草原、高原上的蒙古、党项、契丹、鲜卑等民族的百姓，是他们熟稔的朋友……我由此感叹：几十年来，有关中国边疆的图书太少了!　边疆史地专家学者的著作与普通读者间的沟壑太深了!　说实在的，我做出版，向来最渴盼的，就是大学者们为普通读者写作通俗作品，可是近年越来越难求，如今马大正找上门来，能不一拍即合？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也是传诸后世的事业，有了出版社立项，可谓天时　(时代需要)、地利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人和　(马大正与全国边疆研究学者)　俱备。那天，1995年6月6日，巧逢吉日。在王府井东厂胡同，近代史所大楼后院平房马大正那间逼仄的办公室里，我们谈了许久。

此后我一次次北上，与马大正反复磋商，与部分作者深入交流。我们提出以　《亚洲腹地旅行记》　作为写作范本，还买了余秋雨的　《山居笔记》，送给这些过去主要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的学者参考。第一批稿子交来，已经是两年以后。共五本，其中有云南大学教授、人类学家汪宁生的　《西南访古卅五年》、鲜卑史学家米文平的　《鲜卑石室寻访记》、西夏研究专家白滨的　《寻找被遗忘的王朝》　等；第二批六本　(1999年)，包括马大正的　《天山问穹庐》、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李坚尚的　《喜马拉雅寻觅》　等；最后还有一本鄂伦春民族博物馆馆长顾德清的《猎民生活日记》　(2001)，总计前后六年，出了十二本。遗憾的是，计划中的传奇独臂学者、南沙群岛考古第一人王恒杰的冒死考察记，由于其患癌症早逝，未能成稿。马大正曾与我一起去看望王恒杰的夫人、考古学家张雪慧，她答应整理完成丈夫未竟的南沙稿件，然终未果。

在丛书成稿期间，马大正总是反复审阅修改，向作者提出专业的建议，并为每一本单独写下　《主编后记》　———这个主编可谓名副其实。我则是书的责任编辑，侧重文字表达的通俗化工作，向他和作者提出种种近于苛刻的要求。随着书稿一部部编辑改定，我与马大正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我曾告诉同事：与马大正这样的主编、作者合作，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快乐。

身为始作俑者和主编，丛书的策划意图当然会很好地体现在马大正自己的著作《天山问穹庐》　之中。在中国西北边陲，天山脚下，伊犁河畔，生活着蒙古族的一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曾是他们生活环境的写照；18世纪70年代，17万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众，为摆脱俄国沙皇的奴役，毅然焚毁家园，从伏尔加河畔回返祖邦，是他们传奇的经历之一。可是惭愧，这一切我是在编辑《天山问穹庐》　才知晓的，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也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扎实深厚的专业学问和优美通俗的文笔相结合，考察的主题和考察的经历一体，客观的内容通过主观的视角表现，以及所提供的知识的非单一性……这一切都是我们当初反复讨论过的目标。我很喜欢这部作品的题目：天山———新疆；穹庐———蒙古包；问———这个字有多方面的涵义：访问、探寻、思索、考证……五个字连在一起，则有一种沧桑感、浑厚感、辽阔感。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当时声望极高的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播出了专访马大正的节目。书很快售罄，加印。几年后有人投巨资拍摄了土尔扈特人从俄国回归中土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这段传奇的英雄故事渐为更多人知晓。我想，这一切也许都缘于这本书，缘于马大正先生……

第一批书出版后，1998年1月20日，我们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召开研讨会，有从新疆、内蒙、云南等地专程前来的十多位作者和专家，还有几十家新闻媒体参会，声势够大。这套书还获得“山东十佳图书奖”。

马大正本人的研究重点是新疆。其实，十八岁考大学时，他的志向是做外交官，或者新闻记者；然成绩虽优秀，却因出身不好未成，被第三志愿的第二所学校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他安慰自己：“山东大学所处的青岛很迷人”(殊不知，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屋就在青岛老山东大学校门口，当年我和马大正的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山东大学后来迁往济南。读硕士时，他师从清史专家徐绪典先生，专攻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文革”后期，参与　《准噶尔史略》　的编写，得到民族史专家翁独健先生的指导。翁先生说，你可以借助目前的任务，将新疆的蒙古史研究延伸至蒙古史，进而扩展至你喜爱的新疆史。这句不经意的话改变了他的人生。于是他开始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研究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然后是新疆史，乃至中国边疆史……

翁先生去世后，1987年，马大正被调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接替了老师的岗位。从那时起，随着民族和边疆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和国家重视，这门新兴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热，马大正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尽管如此，在我们交往的二十多年里，我感觉，他对工作是全身心投入的，但这种投入不仅是因为责任感，更是因为兴趣。他总是兴致盎然，而且似乎游刃有余———佐证之一，就是他仍有暇读闲书、藏石头、和各地来的朋友到不起眼的小饭店喝酒聊天。我到北京，也常是晚上九十点钟去他家，一边谈天一边翻阅他内容广博的藏书，直至午夜。

1999年暮春，应新疆自治区政府邀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专家考察新疆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马大正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你编辑出版了这套书，堪比专家。”又问：晕车否？　能吃羊肉否？　能酒否？　虽然不敢混珠鱼目，但喜从天降，焉能放弃？　晕车、羊肉和酒又算什么!　于是，从那年6月9日至7月4日，整整二十六天，我与专家同行，驱车数千公里，踏访兵团驻扎的荒蛮之地，领略斯文·赫定七十年前的死亡之旅；在霍尔果斯河里捡石头，在天山深处大坂高坡看云山飘游，在维族老乡家里喝酒吃手抓肉听十二木卡姆，在皮山农场参观1950年代知青修的水渠栽的树林……阅尽西域风光民情，终于圆了我的“边疆梦”!　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

2001年10月3日，马大正来信：“‘探查丛书’剩下的稿子，请你继续抓一下，有个善始善终。因组稿的惯性，我手头还有两部待看。”不久我调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马大正也从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各自都忙，见面反而少了。偶尔通个电话，他还是先问“哪位？”接着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