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云先生，字侠尘，后更号药翁。“侠”也好“药”也好，在他生活的那漫漫岁月里，这“侠”与“药”里所蕴蓄的消息和深意，笨拙如我是无力深究细探了。

 

唐云先生是杭州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毕生乡音不改，画作上多以“杭人唐云”为落款，托付着沉郁的乡思。

 

我和唐先生是1963年认识的，那年我到上海来参加部队的书画展览会，方介堪老师对我说：“你带一刀温州皮纸，去送给唐云先生，我写封信，也介绍你认识一下。”那时候的温州皮纸做得真好，像绸缎一样，故有蠲纸之称，唐先生特别喜欢用。我一个海军的水兵，夹着皮纸去了唐先生居住的江苏路中一村。那年唐先生54岁，长得高大魁梧，神采照人，宽阔的脸庞上，透着些许方外之人才有的禅意。

 

第一次拜谒，唐先生忒给面子，取出一张扇箑，夹在扇板上，画将起来：劲爽的风竹，坚实的顽石，戴着领带般的有个性的山雀……然后，居然题了我的上款。药翁作画，用笔峻秀，敷色明洁，落笔风生，泼墨水起，意趣清新，气局博大。我总认为看他画张画，比读一本绘画教科书要紧要、实惠十倍。初次登门，送去的是白纸，得来的是佳作，收获满满，真的喜不自胜。

 

一九六四年，部队把我调到上海，此后，我经常去唐云先生处请安求教，也经常直冲三楼的画室。

 

画室不大，书籍与杂物狼藉地堆在一旁，占去不小面积。画桌上堆了诸多别致、珍稀的文房雅具，中间留下能供画画的桌面大不过一张文汇报，乍看倒像是陈列古玩的摊位。画桌边上有张小床，是唐先生的卧榻。画画时，他就挪一些文玩放在床上，晚上要睡觉了，再将它们轻悄悄，慢悠悠地一件件移回画桌，像转移着一支队伍似的有条不紊而情趣怡然。他的画室只放两只凳子，一只是先生画画时偶尔小坐的方凳，另一只明代黄花梨的官帽椅，放在画桌对向的南窗侧，是小憩时喝茶坐的。外人来了，不分贵贱，都站着，只有唐先生往凳子上一坐，用金贵的曼生壶泡茶，来客都是站着喝，我胆子大，在没他人时，就往往坐到方凳上品茗。

 

曼生壶，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陈鸿寿　(字曼生)，与著名制壶名工杨彭年合作制作的紫砂壶，在壶上镌刻诗文书画，文化品位极高，在中国紫砂壶史上有着开拓性的地位。曼生壶在当时就很稀罕，人家都是供着看的，而唐先生先后收藏的八把曼生壶，却收非为藏，是拿来用的，他旷达、轻财的个性由此可见。他还叫我刻过“八壶精舍”的巨印。有一次，帮工阿姨在洗壶时失手敲碎了一把，他心疼得两天不言不语不吃饭。他二公子逸览兄弦外有音地跟我说:“嘿，幸亏是阿姨敲的，若是屋里人，早给他骂死了。”足见此公的宽待外人。

 

那时，上海博物馆有个怪老头，有一手修瓷的绝技，花了半年时间帮他把这壶修好了，修旧如旧，光彩如故，且能如常使用，绝技噢。唐先生煞是开心，很认真地画了张画送给了他。这老头怎么怪呢？　博物馆要分套三房一厅的房子给他，条件是让他收一个徒弟，传授绝技。他不肯，宁愿窝在城隍庙那边一个灰暗逼仄的小阁楼里，条件差得一塌糊涂，但就是固执地坚守手艺不传外人的祖训。这壶摔得也真是时候，壶修好没多久，这老头就去世了，这门绝技也就此同归于尽。

 

一次，舟山的朋友给我送来一条很大的新鲜海鱼，在凭票供应鱼肉的那时，鱼拎在路上走，回头率极高。我没空，就请我那教授老哥帮忙送去给唐先生。晚上我回家后，哥对我大发脾气，说：“这老先生啥意思啊？　我送鱼去，不是去要债的，他一句客气话都没有，还眉头一皱，冷冰冰地说:不要送的。我说是天衡叫我送来的，他就说，哦，放着吧，连一点笑脸都不给。”我说哥呀，你不知道，唐先生就是这个性格，外冷内热，像保温杯。

 

实际上唐先生对朋友是热心而侠义的，他非常要交朋友，而且对朋友慷慨、厚道，有困难他都会雪中送炭帮助人家。比如钱瘦铁被打成右派后生活很艰苦，唐先生就经常接济他。又比如邓散木去世后，唐先生也始终关怀接济他的家人，施德于人而不记不言，人缘当然好。他晚年正赶上了书画家千年未遇的好时光，稿费多且高，生活无虞了，他默默而辛勤地花了两三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张画，包括几张丈二的巨制，全捐给国家去做了慈善事业。

 

他是性情中人，是我接触的所有的艺术家里面，最会享受生活的，即使在“文革”的苦难岁月中，揭发、批斗也威慑不了他的乐天本性。他依旧淡定自若，苦中找乐，作画、咏诗、会友、饮酒、品茶、集藏，依旧风雅而有尊严，举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睡得着。很多人说唐先生是“四海”，也有人誉他为当代名士，确实如此。

 

唐先生的趣事多多，反映出他洒脱、自如、豁达的人格魅力。比如，上海当时的自来水水质不行，有异味，他会在下雪天将屋顶上的白雪收集起来烹茶；他喜欢吃螃蟹，但有个怪癖，只吃脚爪，不吃精华部分———中间的蟹肚。机巧的都喜欢挤在他边上，就等着吃“精华”；老小朋友请他吃饭喝酒，他只要有空都去，而且自己会带两瓶绍兴黄酒，一个胳肢窝下夹一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微醺之际，唐先生会画兴大发，叫找笔找纸找墨来，如果没有的话，会把小孩写字的笔也拿来画两张。但事后拿这些画去让他盖图章，唐先生皱着眉头会说：“这娃儿娃　(唐先生说杭州话，画与娃同音)　得不好滴。”顺手就给撕得粉碎，吓得知情者以后都不敢拿去叫他盖章，是呀，有总比没好嘛。

 

先生对我一直厚爱有加，他弟子屠传法写过一本书，里面也记录了唐先生对我的诸多谬许。记得我一次拿了自刻的印谱请其指教，他居然在扉页上题了“铁木之外，别有一天”八个大字。“铁”是指苦铁吴昌硕，“木”是指木居士齐白石，抬举得令我汗颜。

 

有一次去拜望他，他说：“天衡啊，正好人家送来一块印章，就在这里帮我刻了。”

 

“我今天没带刀啊。”

 

“就用我的刀。”(唐先生其实是刻印老手，而且韵味十足。)

 

“刻什么字呢？”“药翁。”

 

我几分钟刻好了，他一钤印：

 

“哦，蛮好的。”接着，他说：“好久没给你娃娃　(画)　儿了吧？”

 

我说：“唐先生，您也忙我也忙，勿要了。”

 

“你勿要我偏要娃给你，你要，我倒不娃给你。”

 

我说：“真的勿要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恢复润格了，我等晚辈识相的都不好意思张口向他求画。

 

谁知他忽地放大喉咙，冲着亭子间喊话：“逸览，拿张四尺整张的宣纸来。”对我说：“今天就是要娃给你。”

 

我说：“一定要画，那么您就画张四尺六开的册页吧。”

 

“啊？　为什么要画那么小的？”

 

我说：“我有一本册页，其中有谢稚柳、陆俨少、宋文治等先生的作品，所以就请您画张小的，我装裱在一起。”

 

我将纸裁成四尺六开，他又嘟囔了一句，“画那么小的？”然后他就开始画两株鸢尾花外添一双蝴蝶，从10点多开始画到12点。到饭点了，唐先生说：“今天就在这里吃饭了，今天有肉。”他知道我喜欢吃肉，但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天衡你这个人没劲，不会喝老酒的。”

 

一顿饭吃了一个半小时，我说我要走了。“不不不，娃儿娃好再走。”唐先生说。一直画到下午3点，一张小册页画了三四个小时，很精妙的———他平时画四尺整张的竹子都是十来分钟就完成了———刚为他刻的印也就钤上了。

 

记得有一次他取出块好的青田封门冻石，让我刻“敝帚”两字。我蛮用心地刻成古玺式样的。他很喜欢，此后他在画得满意的画作上都会钤上这方椭圆的“敝帚”章。后来逸览兄对我说：“你不是帮他刻了‘敝帚’吗？　把我忙煞了，又要叫我拿锉刀、砂纸，又要叫我拿刻刀、锥子，伺候了两天，他在上面雕了个钮。你看他精神好伐？”

 

我曾经把他画的竹子刻在一个红木端砚盖上，拿去给他过目，那天正好刻竹专家徐孝穆也在。先生直冲着他说：“你看看，这种金石气你刻不出来吧？”知道他率真的朋友，是从不计较他真假相杂、褒贬由己的话语的。

 

和唐先生太稔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了，但随便也会出事的。八十年代初有一次到他那里去，看到画室里挂了一张八大山人的小幅山水，上面还有张廷济的一段题跋，昨天刚买来的，他正陶醉其中。我走近一看，脱口说：“这张东西是假的。”老先生像点着了爆竹似的火气直冲，雷霆大发，说你懂什么，胡说八道……声色俱厉，一顿臭骂，至少刻把钟。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尴尬极了。等他脾气发完了，消了点气，我说：“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胡说八道，您别当真。”边说边退出了他的画室，活像个败兵逃离了满是硝烟的战场。

 

当时我已经调到上海中国画院了，唐先生是代院长，不经常上班，基本是两个礼拜来一次。他来上班，正好在花园门口碰到，他一把抓住我的左手，说：“天衡啊，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画的？　那张娃儿……”

 

“唐先生啊，不要讲了，这件事对不起您，惹您生气，是我胡说八道。”

 

“不!　你讲得对滴!”他说，“你走了以后，我找了些朋友研究了，发现这张画是有问题的。你看得对的，眼光不错的。”嗨，给我“平反”了，这慰藉的话，至今犹清明如昨。这也可见唐先生那别人难以企及的胸襟。

 

自此唐先生对我鉴画比较信任。那时候，正处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初期，有许多“文革”期间被抄家的字画要返还，唐先生就经常叫我去，鉴定些返还字画的真伪。有一次他让我看一张倪元璐的字，我说是假的。第二天他就去找管理抄家物资的邱受成：“小邱来一次，这张东西不对的，去给我换。”老邱忙前忙后地折腾过多次，他当然不知道，我是始作俑者。

 

后来唐先生在虹桥钻石楼那里买了房子，比较远，见面也少了。有次逸览兄对我说，我父亲说你怎么好久不去看他了？　我说：“不谈了，我去过两次，你的儿子，门一开就说不接待，我爷爷中午要睡觉，砰地把门就关上了。和你爸爸讲，我去过两次都吃了闭门羹，不去了。”他说，有这个事情啊？　过了两天，逸览说这个事情抱歉抱歉，我儿子不懂事，我爸爸叫你明天去看他。

 

第二天我就带了瓶XO洋酒去看他。我知道他暮年喜欢喝XO，据说有时候他会拿XO吞药吃。他就是这么个人，只要觉得人生愉快，兴之所至就好。

 

那天去了，唐先生很开心，他说我拿样东西给你看看，一边叫：“逸览，去把傅山的那本册页拿来。”他说：“这本册页是我解放前花两块银洋钿买的，几十年了。这个印章是傅山的，但下面这个签名我一直识不出来，你看看是啥字？”这个字像弹簧一样绕了几个圈，我说：“这个我回去考考看。”我爷俩欢谈了一个多小时，云淡风轻，天南地北，享受久别的愉悦。这时有客来看望唐先生，我就告辞了，说下次再来看您。

 

但就在那天晚上，唐先生突发中风，家人急送医院。到医院后直到逝世，一个星期，唐先生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1993年10月7日清晨，逸览兄急电说唐先生可能不行了，我马上骑单车直赶华东医院。医生让逸览去买根大的野山人参来，借以与死神做最后一搏。那时候，买人参得先到医药公司去审批，关卡重重，特别麻烦，足足花了大半天。等到逸览回来，老先生已经撒手人寰了，悲哉。

 

按医院的规定，遗体要马上送太平间。唐先生体重两百多斤，五六个人把他抬到担架床上，由于人胖，肚子大，两只手就挂在床的两沿，无法推出门。我急中生智，叫护士去找根带子来，将唐先生的两只手臂安放在高耸的腹部上，绳子扎紧，才推向太平间。一星期前拜会的喜悦，一星期后告别的悲痛，人生如寄，信乎。

 

唐先生嘱咐我考证的字，我回家就考证出来了，是眉毛的“眉”字的草写，这部册页其实是傅山之子傅眉所书。后来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还欠药翁一个字》，唉，云泥相隔，隔得那么地彻底，居然连一个字，只一个字，也就此不能相告于先生，多遗憾的无奈。

 

要说论做人，论艺术，论人生，唐先生可书可写的艺事、轶事、趣事、好事，是可车载船装的。他老人家一生喜画虬枝老梅，其人也一如吐芳的老梅，我草草地记下三五事，也仅是聊折一枝而已。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于豆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