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题为《船上岸上》的小说前面，沈从文声明这是为纪念湘西的伙伴叔远而写。他回忆两人1922年初到北京时，作伴住在酉西会馆经历的一段艰苦岁月：“差不多有两个半月都是分吃七个烧饼当每日早餐，天气寒，无法燃炉子，每日进了我们体面早餐后，又一同到宣内大街那京师图书分馆看书。遇到闭馆则两人藏在被里念我们史记。”后来叔远因“忍受不来这磨难，回家了”，又不幸死于故乡。沈从文仍留了下来。不久他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下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公寓，开始新的人际关系与生活。而沈从文之所以能与公寓中一帮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学青年迅速成为声气相投的朋友，之前在图书馆自学看的“许多新旧杂书”，所起作用，大概不小。

五四以后，受到新思潮的感召，为继续求学，或者寻求个人实现的机会，大量如沈从文这般的知识青年从各方涌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在空间转移的历程之中，由于对某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习得”，一个引人瞩目的现代读者群体，正在生成。其中承担知识共享与传递作用的公共图书馆，向求知心切的读者敞开着大门，往往成为他们习得新文化的重要场所。

沈从文提到的“京师图书分馆”，实则应该指的是当时的“京师通俗图书馆”。由于京师图书馆所在之广化寺，地处西北隅，位置偏僻，不便读者前往，遂于1913年6月设立京师图书馆分馆，供学者阅览。分馆先是位于宣武门前青厂，后迁至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此外，为了推进平民教育，同年教育部设立通俗图书馆一所，采集民众所必须且易知晓的图书，供公共阅览之用。(《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通俗图书馆位置辗转几处，后搬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与京师图书馆分馆各据一院，至此安顿下来，虽几易其名，但不再移动。

由于通俗图书馆面向公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领取阅览券入内，所以前往阅览书报的读者很多，根据甘博1919年的调查，“读者平均每日100人，大约有60人是学生”。甘博称其是“北京首家以书架展列现代图书的图书馆”，“有图书约1万册，其中2700册以上是小说。图书馆每天9：00—19：00开馆。尽管馆舍是古老的中式建筑，但有电灯照明，冬季有西式的火炉取暖。”而京师图书馆分馆，由于阅览者须出钱购买阅览券(每张铜钱两枚)才能入内借阅图书，“读者平均每日为40人”。(《北京的社会调查》)

或者面向学者且需收取费用，或者免费向普通民众开放，囊中羞涩的外来无业青年所能常往之处，自然明了。位于宣内大街的通俗图书馆，距离沈从文暂居的酉西会馆所在之宣南地区，步行可达。从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向西出发，如果走小路，穿行狭窄的胡同，到了新华街，他会先看到旧时北京的文化中心琉璃厂，再向西走到茶食胡同尽头，沿着宽阔的宣内大街一路向北，经过了众议院国会礼堂，就是通俗图书馆所在的头发胡同。如果他想看更多的风景，可以先走到西长安街，临街向北而立，帝都往日的风华与荣光尽收眼底。向远处一点眺望，他或许还可以依稀看见北海公园内白塔的塔尖。不过，隔着长安街，内城的繁华像是他只能遥望却无法接近的海市蜃楼，地理位置上的区隔折射的是更为内在的文化心态。酉西会馆地处的宣南一带，在历史上是会馆最为集中的地区，赴京赶考的士人云集于此，形成城市的文化中心。但是民国以后，由于以皇权为中心、满汉分治的城市格局不再，内外城道路贯通，紫禁城、社稷坛等原本封闭的皇家禁地相继开放，新的城市文化消费中心开始兴起。与之相对的，酉西会馆周边的琉璃厂、前门大街等，在沈从文看来，却“日益衰颓”了。在他用脚步丈量出的城市空间里，通俗图书馆是当时沈从文所能接触到的最接近新文化、新文学的地方。

无独有偶，蹇先艾初到北京时，也是通过通俗图书馆，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蹇先艾早年在贵州遵义老家受的是旧式私塾教育，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来到北京，因父母相继去世，生活变得孤独与寂寞，“思想经常容易跑到悲观的路上去”。不过，这种苦难越发使他“接近了文学”。据他回忆，“每逢星期日，便到宣武门大街通俗图书馆去阅览”的经历，使“有几种崭新的刊物”开始和他接触了，“那就是《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创造》和《晨报副刊》……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剧烈的变动。我恍然大悟了，我是一个现代的青年，不应该一味在故纸堆里打转，应当努力地去接近现代的文化和生活。”于是，蹇先艾从一个浸淫于传统文化系统中的少年，一变而为“很喜欢读国内新文学初期的作家们的创作”。(《我对于文学是怎样发生兴趣的》)　可见在图书馆的阅读经历，为蹇先艾踏上成为新文学创作者的道路，铺设了基石。

图书馆不仅是文化启蒙的圣地，对于文学青年来说，某种程度上还充当着遮风挡雨的港湾，其作为“庇护所”的意义，不只是物质上的，也体现出精神层面的作用，使他们得以暂时逃逸都市消费主义的压制，又或者，困顿的现实生活带来的挫败感。沈从文在自叙传式的小说《公寓中》就强调，对自己来说，“图书馆”是一个可以取暖的地方。

鲁迅小说《伤逝》里，也出现了通俗图书馆这一地点。在涓生与子君两位青年男女由热恋转为疏离的爱情悲剧中，寒冷的暗夜，涓生每每欲逃离家庭生活的时候，便在他熟稔的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虽然涓生直陈“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但图书馆毕竟为他营造出一个片刻超然的空间。这里的“取暖”在某种程度上生出象征意义，意味着图书馆之于它的读者，是一个自我区隔的场所，有着抵抗现实、抚慰失意的治愈功用。尽管在浸染新思潮的现代青年涓生眼里，通俗图书馆已经算是落后，“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不过，当个人的自由恋爱在新式家庭空间中遭遇幻灭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几近“同质”的新式文化空间来寻找个人的庇护。

1930年代来到北京求学的田涛，也有回忆称，“北京图书馆对于贫寒的知识分子，是个自学条件很好的大学。我几乎每天都从沙滩步行到北京图书馆去读书、看报。尤其是到严寒的冬天，北风如刀搅，住公寓要生煤球火炉取暖。北京图书馆里有暖气，阅览大厅里，温暖幽静，我往往不到闭馆的铃声响，彻夜都不想离开。”(《记北平公寓生活》)是这样日日在图书馆的阅读，令田涛萌生向文学刊物投稿的念头，最终他成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之一。参加了文学小团体“浪花社”的成员碧野也称相较于其他在各大学校念书的成员，自己是社中为数不多的“社会青年”，对于文艺全“靠自学”：“我当时住在不花房租钱的潮州会馆里，经常买两个小烧饼带到北平图书馆　(今北海公园边上)，一看书就是一整天。”(《〈泡沫〉碎屑、〈浪花〉点滴》)　现实的生存体验与飘渺的文化理想，使文学青年们在这“天堂之所”阅读时的一个个“出神”时刻，显示出具有张力的历史感。

对于游离在城市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图书馆去，正是他们以一己之力所能够实现的、完成自我修炼的选择之一。从1920年代的沈从文、蹇先艾，到1930年代的田涛、碧野等，便可见这种普遍的模式在现代的新青年“代际”之间的延续。

作者：刘潇雨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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