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我国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百年诞辰之期，复旦将在十月召开纪念会，以弘扬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及其人文精神，想来一定会有诸多精彩发言和重要的纪念文章发表，又不免令人想起1989年那时候，先生曾应《收获》杂志的邀约，写有《且说说我自己》一文在前，笔者的这一篇小文，也来说说我心目中的孔阳先生吧，只是很怕自己说不好。

美学探真

孔阳先生1923年生人，健在的话，已经百岁高寿了。先生的家乡，在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一个环境颇为闭塞的群山之中，那山野的景色风物，自然是极好的，便养育了先生从小雅爱自然的心性。1941年先生18岁，本想报考西南联大，却因病误了考期，只得去报考尚未结束招生的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然而先生不喜欢这一专业。好不容易熬过大学毕业，倒是觅得了在银行工作的一只“金饭碗”，这在俗世的眼光里，做银行职员好啊，求之不得的。

可是，一个人的天性及其强烈兴趣，可以说是“命里注定”，岂是可以强拗的？天天与钱币、数字打交道，好比《易经》里说的，遭遇了“无妄之灾”。这让青年孔阳苦不堪言，先生曾经将这一短暂经历，嘲为“坐以待‘币’”。

先生最喜好的，是文字而并非数字。早在1942年19岁那年，已有处女作《力的呼唤——读〈弥盖朗基罗传〉》的发表，这与铜钱银子啥的没有关系。韩愈说过，“师者，传道、受（授）业、解惑也”，师教的重要不言而喻，然而凡是成才有大贡献的，天性和对于事业、学问持久的执著和爱好，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这用毛泽东《矛盾论》的话来说，叫做“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笔者对于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谈不上研究，只是读过他的种种著述而已。先生在美学上的理论建树，正式起始于1957-1962年的全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当时他作为青年学者，有《简论美》和《美是一种社会现象》（1959）等论文的问世，造成过相当的学术影响。在此之前，《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物》（1953）和《文学的基本知识》（1957）、《论文学艺术的特征》（1957）等著论的发表和出版，已让他在学界崭露头角。从1959年开始，孔阳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已经从一般的文艺学，大大扩展为能从哲学角度看待和研究文学艺术与一切审美现象了。

我记得，在1979年，孔阳先生发表了《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一文，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的理论争辩，分为“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观统一”与“美在社会实践”等四派，这个划分是符合实际的，当时受到朱光潜先生的肯定和称赞。

这一美学大讨论，是在当时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美学”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气氛相当严肃但也很有趣，并非意气之争。比方说，主张“美在客观”的蔡仪先生坚持认为，在地球人类诞生之前，“发光的金子本身就是美的”，“与人无关”。反对者就说，“美”是一种人的价值判断，那种没有作为主体的人的所谓“美”，是“不存在”的。蔡先生同时主张“美是典型”，批评者诘问：“比方这里有一条臭水沟，是所有臭水沟中最典型的，难道也是美的吗？”四派中受到“攻抨”最“烈”的，大约要数朱光潜先生的“美在主客观统一”和另两位的“美在主观”说。朱先生曾以苏东坡《琴诗》中的四句加以“回敬”：“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一讨论，确实颇具智慧和理论建树，其论题，集中在美的本质、美感和自然美等问题，无疑是中国美学思想和理论的一次重要的学术争辩和普及，许多后起的美学学者，都是从那次讨论中，逐渐走上美学研究之路的。

全国“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又是在当时苏联“美学讨论”的影响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初年，我有幸参与复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一书的撰写。由于我所负责的，是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解冻”时期的文艺理论史这一段，便接触到了当时苏联美学与文论界的一些材料，才知道那时候的苏联美学界，以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发表为主要触因，发生过在时间上稍微先于中国的一场“美学讨论”。也才知道，原来中国的这一“美学大讨论”，一定程度上实际是“‘苏式美学’在中国”。苏联有以波斯彼洛夫、德米特里耶娃等为代表的“自然”派，以布罗夫、卡冈等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万斯洛夫、鲍列夫等代表的“社会”派，等等，这些与中国当时的“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社会实践”派等，在美学见解上是大致相应的。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的“美学大讨论”，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主题。为此，主张“美在主客观统一”和“美在主观”说的朱光潜先生等，曾经受到过程度严重的“批判”，而主张“美在客观”和“美在社会实践”的学者，因为基于“唯物主义”尤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说，其理论要“雄辩”多了。

孔阳先生是一位智者。他对这一段美学理论争辩的历史因缘，不可能不心知肚明。这里，所以要略微思忆一下中、苏“美学大讨论”的一些情况，是因为孔阳先生“创造论美学”的创构，正是接受、消化与批判“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而再创的思想成果。先生无疑是善于博采众长、自裁新学的学者。

孔阳先生的美学，自当以马克思《巴黎手稿》关于“社会实践”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为其美学理论基础的，但是他并未将自己归于“社会实践”等的任何一派。1979年，先生所发表的《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任务》一文，已经提出和论证了他的“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强调指出，这一“审美关系”，是“以艺术审美为主”的。这一新的美学理论命题，不再纠缠于美在“客观”“主观”“主客观统一”还是“社会实践”等的单打一的见解和争辨，实际是在将“美学大讨论”四派之见加以综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思想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美的本质、美感还是自然美等，都可以归结在“美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一命题之下。

孔阳先生的“创造论美学”，有一个“美在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与“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三者相系的结构体系，理论上可谓独树一帜。童庆炳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蒋孔阳“以创造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在他的美的规律论、美感论、审美范畴论等全部体系中”，所言是。

“美在创造”说，揭示了美的何以生成。这一生成，是一个不离于空间存在而无尽的时间历程。美是时间，美的创造是一个无尽的历史过程，因此美的创造总是未完成的，美在时间的大化流行中的空间存在性态，又是“恒新恒异”的。“美在创造”说，将自然美、社会美及其艺术美，还有道德人格美和科学美，等等，都归结在这一美学定义之下，认为凡是人类所创造的，符合人类现实和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都可以是“美”的。

至于“美是多层累的突创”这一命题，孔阳先生曾以星空之美为例加以阐析，不妨在此多引录几句：“群星璀璨的星空自然是美的，但这种美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当然，首先要有客观因素的存在，有星球群、有太阳光以及黑夜的环境；其次还要有文化历史所积累下的各种关于星空的神话和传说，这些星空的美才富于更多意蕴；最关键的是还要有观赏星空的人，他们各自所具有的心理素质、个性特征和文化修养，会使他们在观赏同一片星空时，品味出不同的韵味和美。”是的，美是人间所生成的一棵“灵芝仙草”，只有当天文、地理和人为等无数条件全部具备时，才能臻成，这便是美的生成的“多层累”。至于为什么说美又是一种“突创”，那是因为，任何审美是突然闪现的，属于人的精神自由的直觉、移情。

宅心仁厚

孔阳先生是美学大家，也是一位时时奖掖后学、宅心仁厚的师长。

1991年，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付梓前，湖南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姓萧，在电话里，要我请蒋孔阳先生写一个序，说是可为“大作增色”，云云。我深感为难，说“孔阳先生倒是很熟悉的，但是先生那么忙，我真的不敢啊”。萧于是说，“那我先帮你给先生打一个电话吧”。第二天，我怯生生地将一大叠校样送到先生府上。

岂料先生一口应允，亲切又温和地问我：“你什么时候要？”我赶紧说：“不急不急！”看我局促不安的样子，先生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我会抓紧的”。先生的这一态度，让我深受感动。这好像不是学生去麻烦老师，倒是他这个“学生”，会按时完成这一份额外的“作业”似的。

不到一个星期后的周五下午，“政治学习”结束后，蒋先生将手写在稿纸上的一篇序文给了我，还说了一句“请多批评”的话。回家我一字一句拜读先生的这篇大序，感到心脏怦怦乱跳，手心微微出汗。先生说我的这本小书“资料翔实，论证深刻”，“把美学和易学联系起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究《周易》的美学智慧”，等等，让我汗颜。我相信，以孔阳先生慧眼，不可能不发现这本小书的某些缺失，但是先生总是严于律己而待人宽。我把先生的称赞，真诚地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知道，先生一生中，为学生、同事甚而许多素不相识的作者，撰写过100多篇序文，请想想，这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奖掖后学，宅心仁厚。

我1964年秋考入复旦中文系读一年级时，很幸运的是，我们中一（乙）班的写作课老师，便是敬爱的孔阳先生。当时先生41岁，看上去年轻十岁，戴一副棕色镜框的眼镜，一身灰白中山装，显得素朴、从容而儒雅。

先生要我们每位同学写一篇作文，题材、体裁和主题不论。我交上去的，是一篇所谓的“小小说”《坝》。这篇东西，无论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的构思与书写，都是十分幼稚的。不料第二周上写作课前，先生已经亲自打印了这一篇习作，上课时，发给每位学生一份，组织大家分组讨论这一习作的优长和缺失究竟在哪里，最后由先生总结。我这一学习写作的起步，根本不值一提。可是，先生是一位善于播种美的种子的真正的园丁，哪怕土地贫瘠、不宜开垦，也会满腔热忱、不辞辛劳地加以耕耘、浇灌和呵护。

过了几周，先生在课间休息时，招呼我跟他一起，到当时新华书店开设在复旦老教学楼底层的一个小小门市部，买了上下两册的《西方文论选》送给我，那是由外文系伍蠡甫先生和孔阳先生主编的，是1962年的初版本。我区区一介愚钝学子，啥都不懂，竟然蒙受先生如此的大恩大惠，真的是令我终身难忘。

理智的谦逊

孔阳先生有三句格言，都是他一生认真实践了的。除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为学不争一人胜，著述但求百家鸣”两句外，最值得深思的，为“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我最初听到这句话，还是在近60年前先生为我们开讲的写作课上，深感震撼，当时难以领会其思想的真谛。

先生曾经在《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中说过，“我是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我唯一的用处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要增长知识，明辨是非，活跃思想，探索真理”。又说，须知“真理不是一个人独占或包办得了的。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作贡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这一关于真理的思想，其实早在1942年先生所写《力的呼唤——读〈弥盖朗基罗传〉》一文中已经有了。先生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说的真是太警辟了!这就等于说，凡是声称自己永远“真理在握”的人，其实是“魔鬼”附身、“灵魂”出窍。真理是客观自存的权威，人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发现它、敬畏它、把握它，而不能自封“我即真理”，甚至嘲笑、奴役、“创造”它，否则便是对真理的亵渎。真理的崇高，是拒绝冒犯的。这一思想，确实很“美学”。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阳先生的为人，总是如此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原来在先生的人格中，始终有一种“理智的谦逊”。

一个人的谦逊，在长辈面前可以做到，在晚辈、在所有人甚而在动物、草木面前，也能持有谦逊、谦卑的态度，就很难了，而孔阳先生能够自觉地做到。

这就不难理解，当弟子在大为肯定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而同时提出些商榷性意见时，先生为什么能够立刻感佩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学习”了。先生的如此雅量，绝不是每一位导师能够具备的。《周易》有谦卦，它的六个爻都是吉爻，这在六十四卦中，是独一无二的，先生确是一位“谦谦君子”。《易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谦德，天地之性德也，先生“理智的谦逊”，是循天地而为的一个榜样。

先生原名述亮，后改名“孔阳”，取《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我朱孔阳”语。这里“孔阳”的“孔”，有“大”的意思，“孔阳”便是“大阳”的意思，是一个“很阳光”的好名字，其喻义，正如先生所说，“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更光明一点”。“大阳”，寄托着先生一生的人格理想，它不张扬、不外露，而是内敛、深蕴而谦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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