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工作室，工作桌占据了大半。桌上整齐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毛笔、毛刷、工具，圆形调色盘里深浅不一的墨色“就位”，一台小型色彩分析仪随时“待命”……

中共一大纪念馆藏品保管部馆员赵嫣一就静静坐在操作台前，对着无影灯光，比对着高清原样底图，在做旧的纸张上用最细毛笔尖的两三根毛，仔细摹写董必武所题“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底稿极细微的局部细节。

“文物仿制一点点偏差都不行，即便观众看不出，但是我看得出。”这位89年出生的姑娘有她的坚持。8年前，刚毕业的赵嫣一来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藏品保管部门。工作第二年，她就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从无到有，建设一个针对近现代纸质文物保护的实验室。迄今为止，她独立完成总数超过160件文物的修复以及仿制工作。

复刻每一处水印、铁锈，以特殊的方式致敬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基本陈列，不少文物都是纸制品。历经数十年、近百年，纸张易发脆，即便是有恒温恒湿的基础条件，但出于保护文物的需要，不得不将原件和仿制件轮流展出。

仿制董必武亲笔题词需要多久？“顺利的话2-3周，甚至更久。”赵嫣一说。大学时代，她主要学习研究中国古代的纸张材质及其保护，而今她做的是把《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青年杂志》创刊号、《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等的细节仿制下来，不放过纸张上的任何一个水印、订书针的一处铁锈。

从纸张到字体，从水渍到磨损，小小一件文物，如果想传神仿制，必须最大限度还原其“沧桑感”，才能让文物“活”起来。

譬如仿制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译本。“每次仿制前，我们都要仔细研究原件纸张纤维、油墨、印记等。通过对原件散落下来的零碎纸质纤维进行无损检测，确定纸张类型、材质和厚度，寻找合适的仿制材料。”赵嫣一说，不同材质纸张的纤维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做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同。

颜色更是需要一点点调配。在她的颜色校对表上，仅红色就有从浅到深7种颜色。仿制《政治主义谈》时，赵嫣一需要用色差仪通过无接触的方式，将原件封面上的书名所对应的色值提取出来。历经岁月洗礼，书名几个字颜色不尽相同，她就得再不断调配颜料，找到每一笔每一划最接近的颜色。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外加实践经验，我每天与这些文物亲近，就好像与100年前的先辈们‘对话’，用特别的方式向他们致敬。”她说。

鲜为人知的细节里，蕴藏触动人心的力量

修复和仿制文物，外行听来辛苦枯燥，得“坐冷板凳”。但和革命文物打交道，赵嫣一“品”出了一番滋味，常常能发现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这里有一些让人生得以拓宽的力量”。

图为周恩来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亲笔悼词

譬如陈赓夫人王根英烈士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亲手缝绣的白布书包。密密的针脚，绣着一架神气的飞机。一旁的红字，绣着“干云而上”，道尽了母亲对幼子的期许：存高远之志。“在知道她马上要就义的情况下，知道自己就剩这么点时间了，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清洁和除尘时，有了这种情感的代入，你的获得感就很高。”赵嫣一说。

在仿制过程中，她还发现，张人亚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其实有两个章。其中之一就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长方形印章。鲜为人知的是，封面右下角最隐蔽处，其实还有一个“白青水”的章，蓝黑色，盖在油墨最浓的地方，大小只有另一个章的十分之一。

“白”加上“水”就是“泉”字，而“青”字则是“静”字的一半，“白青水”就是指张静泉自己，这枚印章是由他自己盖上的。

“我常想，为什么张静泉把自己的名字盖那么小，盖在这么隐蔽的地方。”赵嫣一说，可能在张静泉看来，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自己的名字不能掩盖信仰的光辉，因此盖在边缘上就可以。

“周恩来是我男神。”展出前，为修复这两件衣服，赵嫣一负责材料分析，因而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两件衣服。“通过留在上面的一些细节，依然能感受到总理的为人。”赵嫣一透露，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穿的中山装，外面干净清爽，但仔细看会发现，领子后面已经被洗烂。“可见他平常是多么节俭，但因为穿了很多次，又经常要伏案工作，所以领子是磨得最厉害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细节透露了一个人的本真，这是比那些价值几百上千万的文物更加触动人心的东西。”修复仿制的过程中，“这里是满的”，说着她指了指自己心脏的位置，“随着年龄的增长，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降低了，会更加喜欢这种探究人的心灵、人的选择，探究人该如何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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