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美]胡其瑜著 周琳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毛志辉

在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中，对“金山”的憧憬和一夜暴富的幻想使得很多中国人丧失理性、坠入疯狂，不少人怀揣对金山的梦想踏上背井离乡的道路，但是最终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荼毒和生命的丧失。外国人别有用心的剥削和压榨，让国人的梦想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贩卖人口的灾难……

电影的叙事固然有其艺术夸张的成分，但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这整整一百年中，华人对世界的认识的确存在很大的盲区，而他们在海外的境遇，又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生活压力、航海技术的不断发达，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对外殖民扩张时代的到来，大量廉价劳工成为西方国家的迫切需要，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由此大为增加，几乎遍及世界各地。

在这些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中，有一部分是自愿出洋谋生的华商，更多的则是被强迫拐卖的契约劳工。他们中境遇较好的，可以从事各种服务行业，如手工工匠、小生产者、借地垦荒的小农、店员摊贩、货郎以及自由职业者，而大部分契约劳工则实际上成为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契约奴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有关美国、加拿大等国华人移民的研究成果，已经浩如烟海，很多还被改编成故事搬上了银幕；而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等地区的华人移民的研究，则一直被学界忽视。事实上，与开拓美国西部的华人群体相比，他们不仅在时间上更早，其经历也颇具典型性和特殊性。

布朗大学教授胡其瑜是研究族群问题的专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华人离散社群的研究。在最近推出的《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一书中，她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过程中华人移民在古巴、秘鲁、墨西哥、牙买加等国的迁徙与谋生的曲折经历。

在美国的土地上，劳工制度从未成为奴隶制的翻版或延伸，但被输送到古巴或秘鲁的契约劳工（或苦力），则面临完全不同的境遇。这里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其苦力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有着事实上的沿袭关系，在种植园主的眼里，苦力只是奴隶的一种方便而不可或缺的替代品。而这些华人苦力，大多只能用鸦片麻木他们的感觉，忍受孤独和思乡之痛，缓解他们对正常需求的渴望。他们无法融入当地，更难以奢望建立家庭，只能在抑郁与穷困中凄惨度日。

当华人苦力们还在条件极端恶劣的种植园中苦苦煎熬时，散播于别的国家的同胞们已经不声不响地挣脱农业劳作，在乡村、市镇和城市中做起了小生意。在墨西哥的华人族群中，也有受雇于矿山的华工，但更多的人会致力于经营自己的小买卖，或者到店铺、作坊中充当伙计。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墨西哥华人在商业运作上已经相当成功，几乎遍布一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墨西哥革命期间（1910-1920），华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原来由德国人和西班牙人搭建的贸易网络被革命所破坏，华商趁机填补了空白，使得他们在本地商业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不过，华人的脱颖而出也招来了墨西哥人深重的嫉恨，排华浪潮随之汹涌袭来，他们的命运终究只是一部小有成就却以悲剧告终的故事。

墨西哥华侨的经历是海外各地华侨经历的一个缩影。胡其瑜梳理了墨西哥华人早期涉足商业的发展史，展示了华人族群在经济、文化上与美国商人、德国商人以及当地族群的互动，指出华人敏锐的商业嗅觉、灵活的经营策略、吃苦耐劳和团结协作的品性，是他们得以稳步提升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她也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排华运动作了跨越六十年（1870-1930）的长时段检视，解析了排华情绪的历史由来与运作模式。她在书中详尽地分析了1911年墨西哥北部托雷翁城发生屠杀三百零三名华人的排华暴乱的起因。康有为领导的革命党在这里开设了一家银行、一家有轨电车公司、一个大型的集市和其他一些盈利颇丰的商业机构，引起了排华政治势力的极端反感，在国家政权的鼓励和默许之下，一场暴乱终于发生。由此也可见出，排华情绪的深层原因远比种族主义复杂得多。

正是通过这两条主线，胡其瑜描述了华人在海外的流离播迁，并揭示出华人族群受时代所制的遭际和命运。其中，对古巴和秘鲁的华人苦力的研究，可以视作胡其瑜近年来最具成就的方面。她以人文关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仅在微观上仔细分析了苦力的劳动契约、工作环境、所受的种种摧残，还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了苦力贸易的开展、苦力制度的演变、鸦片贸易与社会控制等问题。她在比较了主流学界对苦力制度的看法后指出，华人苦力是介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第三个种族，并复原出他们与黑人之间紧张的关系，以及白人对这种关系的利用；她对鸦片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华人大迁徙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指出华人苦力在用鸦片麻木自己的同时，种植园主也通过向他们兜售鸦片以榨取他们微薄的收入，让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她对苦力招募、交易和运输等环节也做了细致的考察，揭示出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极有说服力的个案。她对古巴和秘鲁的华人苦力的考察，无疑大大丰富了学界原有的研究。胡其瑜在研究和写作方法上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苦力贸易研究、苦力制度研究、华商特性研究中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如将苦力贸易与奴隶贸易相对比，将古巴和秘鲁的华人苦力与美国的华人苦力做比较，将华商与其他国家的商人进行性质上的区分等等，凸显了这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宏观上，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容易发现新问题，扩展研究视野；在微观上，通过仔细分析研究对象的异同，易于深化认识，得出的观点既富有新意又言之有据。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国际移民则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往学者对华人移民问题的关注，主要在于移民对移入国社会的影响，较少涉及在移居地展现的民族问题，也往往忽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胡其瑜则关切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移民和族裔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展开翔实的剖析研究和有价值的推断，展现出华人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冲突与融合，无疑能促进人们对中国海外移民史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她对这样的中国移民特殊历程的研究，不仅大大拓展了比较研究的思索空间，对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和历史性，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影片的最后，劫后余生仍心有余悸的黄飞鸿说：“世界上有没有金山？何以洋船都来我们的港口，我们大概站在金山上。”华人对世界的渴望、理解和怀疑由此被定格在了那个时代。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走进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走向全球。人们愈发期待一个更加包容与多元化的世界，在彼此的对话往还中，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偏见与歧视不可能造就真实的沟通与交融，而真正的平等也许才是最大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