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体性的外在权威被解除之后，也许唯一的出路就是如那只大鸟一样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狂奔。这是真正的生命本能与一个外在化了的技术世界的对抗。”(图为电影《老炮儿》剧照)

陈家琪

电影　《老炮儿》　引起众声喧哗，这就是它的成功。

这也同时说明，无论学者们有关“过去”、“当下”、“未来”，甚至“法治”、“正义”的话题说了多少话，也抵不上一部电影所引起的关注。这既说明了理论本身的苍白，也多少让我们这些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有些悲凉。

就这种悲凉的心境而言，倒有些类似于电影中的“老炮儿”，所以也就觉得有些话还是得说，就如“老炮儿”明知自己的一切(首先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有些事还是得做一样。在这一意义上，电影《老炮儿》还是唤起了自己在情感上的某种共鸣。

这是一种很无奈，甚至有些荒唐可笑的共鸣，因为无论就年龄、经历、学识、身手、圈子，还是所从事的职业、语言的环境而言，我们这些所谓的“老三届”都与“老炮儿”截然不同(更不要提诸如“北京大院子弟”之类的背景了)。听说电影在北京放映后，曾有观众起身集体鼓掌;我在上海的电影院看时，后面却不断传来嬉笑声，似乎觉得很滑稽(有关这“双城”在价值观与人情世故上的不同将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但我相信这些观众的年龄大抵相仿，都是一面吃着爆米花，一面指指点点说个不停。反正我没看见有我们这么老的人会跑来看晚上十点的电影。现在流行“坏人变老了”一说。如果说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老炮儿”们都算“变坏了的老人”的话，我们这些出生于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之交、过去被说成是“生在红旗下”、“掉在蜜罐里”里的一代人，到今天，还真不好说到底是“变坏了的好人”(举不胜举)，还是“变好了的坏人”(也举不胜举);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一代人变得越来越左顾右盼、举步维艰了——这大约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态”。

许多人都在议论这部电影时使用了“盗亦有道”这句老话，大家心里感兴趣，甚至多少有些糊里糊涂期盼的，还是对“盗们”而言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所谓的“道”的疑虑。

这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江湖上所讲的“义”。

在大街上，在公园里，在广场上，我们见多了以强凌弱的社会现象;欺辱妇女、打骂孩子，甚至连河里的尸体是否应该打捞起来也成为了一个“给多少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不知是变好还是变坏了的老人们是无能无力了，于是只好盼着“有义”之人的侠客出现，比如浪里白条、打虎武松或者《水浒传》中形象最好的花和尚鲁智深。但就是鲁智深，既有“拳打镇关西”的一面，也有“大闹五台山”的一面;武松杀了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等“一干坏人”，但“血溅鸳鸯楼”时却说出“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这样可怕的话。看电影《老炮儿》时，当六爷回了城管一耳光时，下面就有喝彩的人。还有那些摆出架势即将恶斗的场面，总让我想起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中的一段批语:“每见人看火发喝彩，看权责喝彩，看厮打喝彩。嗟乎!　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愿后之读至此者，其一念之也。”然而“后之读至此者”，依旧感念的还是“老炮儿”那多少有些空虚的侠骨义气。

“义”，多半指的是一种“按某某的规矩”而行事的传统或习俗。北京有北京的规矩，上海有上海的规矩。无论讲的是“仗义疏财”还是“仗义执言”，这个“仗”字，就表明了“义”是一种外在的、可以拿在手里、举在头上，或依托在背后的东西，它是一种凭据，一种依靠，一种由内在的道德(仁)而渐渐外化出的规矩。它的基本含义离不了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的社会结构。许多更年轻的观众以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已经没有了这些规矩，如果说“老炮儿”已经八十多岁了，大家还信，只不过是奔六张票子的人，又经过了“文革”，哪里还有这些讲究?　但只要没有尊严、平等、公正这些普遍性观念，把个人内心感受到的客观标准立为规矩，那就只能是北京有北京的规矩，上海有上海的规矩，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了规矩。所以“仗义”与“正义”，尽管都有一个“义”(“仗义”的“义”应是繁体，下面那个“我”字很重要)字，看起来意思也差不多，但对任何一个学过现代汉语的人来说，却都知它们的不同。其最大的不同，就是“仗义”靠的是自己(我)内心的认可，“正义”靠的是外在法治的裁决:要有一个“第三者”。正义就体现在“第三者”身上。无论是“老炮儿”六爷还是官二代小飞，大家其实也都有自己的规矩，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不能报警———不能让“第三者”插手。六爷最后把南方某高官的“犯罪证据”寄到了中纪委，其实也就坏了他自己所口口声声要信守的规矩，属江湖上的一大败笔。有人说这是为了能通过电影审查，但也许，是想告诉我们毕竟还有一个最后、或最权威的裁决机构的存在，尽管我们“看火发喝彩，看权责喝彩，看厮打喝彩”时并不见它出面。

谁是“第三者”?　不是你我他，而是一个你我他都生活于其间、并用共同意志构筑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本身所拥有的绝对权威。

人作为个人要讲道德。按康德的说法，道德不是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幸福，而是告诉我们怎样才配得上幸福;对“老炮儿”而言，也就是要配得上“仗义”。电影告诉了我们许多他配得上的事例。但康德所讲的配得上，就是有义务把自己的意志限制在维护这种绝对权威的目的之上，这个目的应该与无条件的道德感密不可分。这些话看起来很抽象，但康德接着说，人并不是仅仅作为个人存在着，人是社会的人，于是所谓的“无条件的道德感”就成为一个共同体的conditio sine qua non (不可缺少的条件)，它指的就是“公开的强制性法律之下的人权，每个人就由此而规定了自己的应分，并获得了免于受任何别人侵犯的保障”。对个人而言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作为信条，只存在于各人心里;而它的现实化，就是要有外在的强制性法律。这种法律是一种公民体制的契约，它之所以是无条件的，是因为结合、共处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合、共处;因为可以“拿在手里、举在头上，或依托在背后的东西”就是我们必须结合在一起、必须共处、必须相互限制(康德《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人就是为了结合与共处才生活在一起的。六爷身上依稀可见这样的影子，特别是在他与“闷三儿”等几个哥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闪亮，但他对女人又是一种什么态度?他可曾想到过要理解“话匣子”(霞姐)?　也许他对“话匣子”的理解还比不上对官二代小飞的理解;但只要在一个人身上排除了对这种普遍性的要求，那也就等于了共同体所具有的这种强制性的绝对权威的瓦解。

电影所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瓦解。

在群体性的外在权威被解除之后，也许唯一的出路就是如那只大鸟一样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狂奔。这是真正的生命本能与一个外在化了的技术世界的对抗。

瓦解，首先体现、或直接体现在六爷(张学军)与他的儿子张晓波的关系上。

这是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瓦解。电影一开始，当六爷让小偷把掏空了的钱包还给失主而小偷又不敢不听时，我就想到了美国电影《教父》。

别的都不说，从《教父》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父子间外松内紧的血缘关系与价值观上的延续。但中国作为一个最讲家庭关系的传统国度，到了六爷这一代，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代人之间血缘关系的瓦解与对立。

连最基本的、最具有物质性的血缘关系都瓦解了，这个社会到底在靠什么维系着?　什么才是人与人之间能信任、能委托、能依赖的，至少在人的心中还残存着的“强制性”的法则?　把“爸”叫成了“张学军”。这对于一个口口声声要别人尊重老人的父亲来说，内心的打击到底有多大?　然而他还在装，他必须一直装下去，为了维护他心目中　(实际也就是只在口头上)所要维护的“规矩”。

他真的还信有这样的规矩吗?　他知道不知道所谓规矩指的就是谁都得无条件信守?

冯小刚演得真不错。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庞上写满了喜怒哀乐。但我还想调侃一下:在他充当裁判者的、上海“东方卫视”所播放的一个娱乐节目“笑傲江湖”中，他、宋丹丹和郭德纲都各说了一段话。他说的是“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算算，笑比哭多，就赚了”(大意)。我真不敢相信这样的话能从扮演六爷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我知道一个“真人”和一个“演员”的不同，也知道这只是一句广告词，不得不说，但，六爷，你笑得出来吗?　我们，作为看完电影的观众，你希望我们一看起电视就哈哈大笑吗?　而笑，又仅仅为的是让自己的一天、一年、一辈子都只赚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