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惊悉《文汇读书周报》老主编、《悦读MOOK》主编褚钰泉先生不幸逝世,我们和书界、学界诸多人士一样,无限悲痛。本报今起将陆续刊发悼念、追思文章,以为怀念。
———编 者
午后打开手机浏览微信,看到《开卷》杂志子聪兄转发来一条信息,说是“惊闻褚钰泉先生五天前在沪逝世”,而且特别说明,他是《文汇读书周报》前主编和《悦读MOOK》的现主编。我看了大吃一惊。前几时我们联系过,还好好的,没听说有什么病啊,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颇疑消息有误,赶快打电话问在沪的贺圣遂,打了几次都没打通,于是改为发微信向北京的陈四益求证,很快就得到回信,说:“他前些日觉得心脏不适,去医院预约了检查,不料未到检查日便突发心梗。生前交代不举行任何仪式。我起初也怀疑误传,后得证实。可惜,才七十二岁。难得的编辑大才。”这样看来,噩耗竟是真的了。我感到很难过,我们多年交往的情景,便一一浮现在眼前。
钰泉是1961年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刚好,我在外文系和新闻系教了几班文学课之后,也从那年开始担任本系一年级的课程,兼做班主任。这样,就与他们班同学接触得较多。当时,正是“大跃进”之后政策调整时期,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学生对教师还比较友好,我在他们班交了不少朋友。后来阶级斗争这根弦愈绷愈紧,师生关系又逐渐紧张起来,我这个只会跟学生聊闲天,不懂做思想工作的班主任,也就调离了。但这个班级有许多同学却一直与我保持友好关系,褚钰泉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班本该在1966年毕业。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正常工作都停顿下来,毕业分配也延迟了一年。钰泉分配到《文汇报》文艺部做记者。这是一个敏感的岗位,而我那时在全市受到批斗,是一个敏感人物。他却不避嫌疑,仍旧与我保持联系。“文革”结束,我平反之后,第一篇亮相之作,也是他为我发表的。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但当时能发表,却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文革”结束之后,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初吧。七七届的郦国义也分配到《文汇报》文艺部,他们二人想办一份 《文汇读书周报》,发来通知,邀我去开会。刚好那天学校有事,我本不想去参加的,不料钰泉却跑来面邀,说文汇老总马达对这事还很犹豫,你一定要去说服他。我只好向系里请假前往。好在马达这个人很通达,听取学界人士的意见之后,也就拍板敲定了。这种大报办子报之事,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文汇读书周报》 开始是郦国义和褚钰泉共同主持,后来郦国义调到《文学报》去做总编,褚钰泉就单独挑起担子,把这份报纸办下去,使它成为有全国影响的读书类报纸。
钰泉退休之后,一度成为出版界抢手人物。据我所知,有好几家出版社请他去编刊物。但他想办一份能体现自己编辑理念的自主刊物,于是用以书代刊的方式编了几期,却被迫停止了。接着,就被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请去编《悦读MOOK》,还是以书代刊,但是编下去了。这份刊物编得很有特色,受到读者的欢迎。只是他每期要从上海跑到南昌去处理出版事宜,也够吃力的了。他身体突然垮下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由于这一报一刊办得出色,钰泉在业界很有名气。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编辑大才。不过我更看重的是他的独立品格。有两件事我非常赞赏:一是对下台上司的态度———他刚到报社时,文艺部一位负责人很看重他,培养他,后来,形势起了大变化,这位领导下台了,但钰泉仍很尊重她,办报办刊都想着她,不避嫌疑,请她协助工作,而且为她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另一件事是,他在“文革”中曾帮助过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后来成了高官也没有忘记他,曾带信找他,想与他保持联系,但他始终没有回应。当我问及此事时,他说,人家现在地位那么高了,我迎上去做什么? 我只想编好自己的刊物!
钰泉在复旦这几年书没有白读,他保持了老辈知识分子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