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

 

[澳]白杰明著

 

贺宏亮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二年，丰子恺(右)与马一浮先生合影。

 

这部融合传记、艺术和历史的作品，向读者呈现了一幅交织并行的图景:作家、画家、翻译家丰子恺的生活和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历史。作者认为，丰子恺的写作与绘画根植于自我表达的哲学。丰子恺同情劳苦大众并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但也是浪漫的人;他的艺术看似温和，却常常传递着强烈的信息。在众多关于丰子恺的著作中，本书第一次检视丰子恺在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位置，第一次在中国的艺术、宗教和文学传统的背景中讨论他的位置。

 

“敝帚自珍”

 

1971年秋，丰子恺完成了最后一套绘画作品。这七十多件画作是他自1969年以来秘密创作的，交给了学生胡治均，作为多年以来赠给胡治均的三百多件作品的替代之物。

 

胡治均是上海市电力公司的干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认识丰子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和追查，在万般无奈时，从珍藏的老师赠画中选出十多幅，藏到领袖像和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条幅背后。剩下的三百来幅，他觉得似乎是定时炸弹，随时会被抄出而带来极大麻烦。一天凌晨，他带着一大包画稿来到江边，含泪将其沉入江底。

 

但丰子恺决定尽可能给胡治均重绘失去的作品。他不顾病体虚弱坚持作画，叮嘱胡治均每周来一次。每次，丰子恺总会给他一个封好的装着一两幅画的信封，周周如此，从不间断。不到两年，胡治均存画已有七十多幅。

 

1971年秋的一天，丰子恺送给胡治均一个亲手糊制的大信封，上用铅笔写着“敝帚自珍”。他选择这个经典之语作为最后一本漫画集的题目。这四个字来源于曹丕的《文论》。虽然当时丰子恺的艺术被外界贬低，但他用这四个字宣告，他和最亲近的朋友仍然珍爱自己的漫画艺术。他在给新枚的信中最早提及此事时，因害怕被查出，就和儿子约定在以后的所有通信中用“语录”两字代替“画”字。

 

这些“无用的画”，并非丰子恺晚年仅有的作品。据丰一吟说，在动荡的年月中，父亲常给陌生人作画。他坚守佛教“结善缘”的信念来与人打交道，家人担心这慷慨会带来麻烦，但他说:“爱我画的，爱我字的人，总是爱护我的。爱护我的人，总不会是坏人吧!”

 

《敝帚自珍》中包含不少早期作品的重绘之作。此时距丰子恺与晚明“言志”文学的现代提倡者俞平伯、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结识，已过了四十多年，他们都已成为被贬低的对象，被当成反革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俞平伯自五十年代开始就被禁言，林语堂郁郁流落海外，周作人则在“文革”初期就已去世。他们的努力已被激进的政治横扫在一旁，丰子恺只有在《敝帚自珍》序言中抓住短暂的机会来重述他的早期艺术生涯: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　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也。

 

短序的最后一句很简单:“今生画缘尽于此矣!”这个“缘”字，真像一道不断的线索，贯穿在丰子恺的一生。

 

游览杭州

 

1972年12月，经过官方调查，澄清了加在丰子恺身上的各种罪名和不实之词。上海中国画院对丰子恺作出“审查”结论:“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

 

1973年初，丰子恺终于可以离开上海了。这是七年来他首次离开这座城市外出旅行，他决定首先去自己艺术生涯开始之地———杭州。

 

在胡治均的陪同下，丰子恺探望了八十三岁的姐姐丰满。这是姐弟俩在杭州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动情地回忆往昔的时光，但杭州这座湖光山色之城已改变了许多。餐馆里供应的东西很少，丰子恺一行连最有名的西湖醋鱼也没吃到，路上公共交通工具也拥挤不堪。

 

当丰子恺来到苏堤附近的蒋庄马一浮旧宅，却被禁止入内。“文革”爆发后不久，年老失明的儒学大师马一浮被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赶出住宅。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随后不久在杭州旧城凄凉离世。丰子恺在写给儿子的信里说:“(马一浮)　可惜不早死，在‘文革，中被迫迁出，死在城中陋屋内。”

 

再遭批判

 

1974年，像是对丰家的再次考验，丰子恺在“地下活动”中创作的两件画作又落入官方之手，遭到批判。其中，《满山红叶女郎樵》　来源于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描绘一位女子打扫秋天的落叶，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被认为是影射革命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落地并被人扫走。

 

画作被收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效仿北京“黑画展”而举办的展览。这次展览严格限制参观人员，其后台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那伙人。在被纳入“黑画展”这个最后的屈辱之前，丰子恺奉命在上海中国画院书写“批孔”的大字标语。但即便是这种姿态，也未能使他避免新运动的打击，此时需要的，是新的认罪。他在给新枚的信里说:“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在上海的丰家亲属们对此事却不敢如此坦然处之，他们试图说服丰子恺不要再画画了，以免给家庭带来更多麻烦，他们甚至想藏起他的画笔。

 

丰子恺却无视家人的反对:“文革”中我承认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什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

 

在写给新枚的另外一封信中，他说，“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在与儿子谈到有人指责他们的画作中隐藏着政治讽刺时，丰子恺说:“此种吹毛求疵的办法，在‘文革，初期很新鲜，但现在大家看伤了，都变成笑柄。”

 

探亲石门

 

1975年清明节之后一周，丰子恺由弟子胡治均和女儿麟先陪同，重返石门湾探亲。在上海乘火车至海宁长安站后，改坐外甥蒋正东早已等候多时的小汽船，经两个半小时到达石门镇。尽管他们最初打算和丰子恺的姐姐丰雪珍(雪雪)一起住在镇外，还是遇到了前来迎接的亲友。

 

丰子恺写信告诉新枚，他们去的季节，正好赶上李花和杏花盛开，还吃到了新鲜的扁豆。这是丰子恺近三十年间第一次回到石门湾。他在商店取了一条烟，拿了不少糖果，散发给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他还写了很多幅字送给乡亲，内容多数是贺知章的《回乡偶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是丰子恺经常引用的一首古诗。在他晚年，在特殊环境之中，诗句所描述的景象对他具有双重含义。返乡前，石门镇革命委员会致函丰子恺，请他为“石门镇人民大会堂”题字，这个建筑在“文革”初期就被毁坏了。丰子恺的父亲和姑姑在近七十年前制作的节日花灯“彩伞”，也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缘缘堂的轰炸中被摧毁。有意思的是，“彩伞”在“文革”前夜由当地政府恢复。当时，丰子恺将已经残破和褪色的彩伞交给桐乡县文化馆，作为已被人遗忘的本地民间手工艺的样本。而现在所剩下的，只有丰子恺关于元宵彩伞历史的记录，这件传家宝本身早已在多年前被损坏。

 

患癌病逝

 

回到上海后不久，丰子恺突然告诉老酒友胡治均，决定放弃心爱的绍兴黄酒，说他只想看看一段时间不喝酒感觉会如何。胡治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感到事态严重。丰子恺不喝酒的决心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实际上，留给他喝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5年7月，在写给新枚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说自己依旧每天饮一壶米酒，抽一包香烟，并以写字为业余消遣。他给儿子说这些假话，想证明自己身体健康，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已经迅速恶化了。1975年8月，手臂麻木，低烧不退。8月15日，得知八十四岁的姐姐丰满病逝，心情异常悲痛，病情转重，随即住进大华医院;9月　2日转到华山医院，经检查诊断，患右叶肺癌，已转移到脑部。因脑部神经受压，右腿右手已不能动，舌头也发僵，说话困难。两周以后，9月15日，丰子恺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

 

9月19日，由上海画院发出讣告，在龙华火葬场大厅为画院名义上的领导、实际上的受迫害者丰子恺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

 

1978年6月5日，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作出复查结论，撤销原审查结论，为丰子恺平反。

 

一年之后，1979年6月28日，由上海市文化局、文联、画院出面，为丰子恺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将骨灰安放在上海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