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器的图书》

［美］约翰·B.亨奇著

蓝胤淇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华文

影响社会变迁的方式有很多，诸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人口结构、武力战争、种族信仰、环境气候等。其实，还有一种方式不能忽略，它同样拥有巨大的能量，不仅会影响甚至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方向，那就是以图书为代表的文化产品。

图书汇聚着知识与思想，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念，是文明的纽带。而且，图书作为商品，也能创造无法估量的经济效益。梳理中外历史不难发现，在社会进程的特定历史节点上，图书作为文化载体，其威力丝毫不亚于枪炮。阅读《作为武器的图书》，令我们真正认识到，图书作为精神武器，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作为武器的图书》　作者约翰·B.亨奇是美国图书收藏家。他不但长期痴迷于珍稀图书的搜寻，还深入研究图书在社会思想传播与控制中的理论问题。全书分为“培育新市场”、“图书作为思想战争的武器”、“美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三个部分，亨奇以大量文献和数据，详尽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向海外出版发行图书的过程。作者旨在表明:“二战”作为有史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战争，不仅是现代军事科技的比拼，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之间的殊死博弈。

“二战”之前，美国已拥有完整的图书生产、发行、销售体系，出版效益较为可观。正因如此，对于海外图书市场的开拓，从政府到出版商，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然而，伴随战争的深入和持续推进，美国出版社敏锐地意识到向海外推广图书的重要性。而这一认识，皆缘于纳粹德国的倒逼。

狂热的纳粹分子希特勒执掌德国军政大权之前，在其《我的奋斗》一书中，大肆鼓吹种族主义和暴力战争，试图摧毁现成的世界秩序。该书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获得无数狂热青年的追捧。凭靠这本书，他以德意志救世主的形象，在各种政治阴谋的操纵下，迅速成为德国的掌舵人。狡猾的希特勒非常清楚:图书对于人们思想价值的牵引，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他掌权后，出台了严格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而那些与纳粹主张有关的图书，得到了肆无忌惮的出版传播。这些图书，如同文化的魔咒，潜移默化地毒害着崇尚战争的民众。

希特勒发动“二战”后，在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对当地的图书进行封存、销毁，实施更为苛刻的图书审查制度，试图用唯一的纳粹图书影响民众的价值趋向。然而，欧洲毕竟有着理性主义传统，人们渴望解放与自由，对纳粹题材的图书甚为反感，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阅读心仪的书籍。

在欧洲，法国维希政府投靠纳粹德国的怀抱后，这个曾经是世界上主要的图书出版大国，从此沉沦。对于英国，德国纳粹空军经常大规模空袭伦敦和其他主要城镇，其中，大型图书馆和图书经销商的仓库是重要目标。据估算，英国在“二战”中毁于炮火的图书不少于两千万册。由于战事吃紧，英国图书出版节奏明显放缓，这对于迷恋阅读的英国人而言，无疑是沉重的心灵摧残。

在亚洲，日军入侵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占领区对图书出版审查的管控程度丝毫不亚于德国。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出版商自发行动起来，成立了战时图书委员会。当然，这个民间组织的发起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说:“图书不可能被烈火消灭。人死了，但图书永远不会死去。永远没有人也没有武力能够将思想关进集中营。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界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着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在这场战争中，图书是武器。”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对于图书出版的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军人、同盟国军民，以及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的千万民众。起初，向海外输送的图书多为美国各出版机构捐献而组成，由于图书质量良莠不齐，开本大小不一，内容五花八门，且文字都为英文，这些图书运抵欧洲战场时，反响平平。很快，战时图书委员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调整策略，严格挑选书籍，规范图书开本，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编排都进行重新制作印刷。这项计划被命名为“纽约:跨大西洋版本”，每一册图书封面上，都有专门标注。

跨大西洋版本系列图书涉及政治、军事、文学等诸多领域，很多书在当时受到《纽约时报》的赞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如《伟大时代》《美国如何生存》《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战争目标》《沃塞尔医生的故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奇迹谷》等。这些图书，既有英语、法语的，也有荷兰语等。一切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而“定制”。

为了顺利实施这项出版计划，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一度把图书印制车间搬到英国，以便节约运输成本。

英国也不甘示弱，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相应出台了“海外版本系列”图书计划，其运作模式和美国大体相当。英国运往海外的图书，包括《主流》《更好的世界有多新颖》《漫步在阳光下》《论本土文学》《我们运输舰的黎明》等等。

欧洲战场上，除了飞机、坦克、枪弹，美国“跨大西洋版本”和英国“海外系列版本”图书也到处可见。《作为武器的图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令人难忘:1944年6月　6日，美英联军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此时，成千上万箱图书仅隔几周就已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运抵欧洲大陆，其目的就是让法西斯统治下的民众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从而为战争取得胜利争取民意和人心。美国为了帮助在远东作战的军人清晰地认识日本，特邀女学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著书《菊与刀》。“二战”取得最终胜利后，美国针对德国、日本制定了周密的图书出版计划，一是为了抚慰战争中心灵遭受创伤的民众，二是通过图书清除顽固的法西斯主义毒瘤，让社会回归常态。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并未遗忘向远东战场的中国输送图书。客观而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盲人口占据多数的国家，而且只有极少数人懂英语，英语图书对于中国军民而言无法派上用场。然而，美国出版商并未放弃努力，依然组织翻译了《缅甸医生》《瓦塞尔医生的故事》《美国》三种汉语图书。其实，在思想取向和价值判断方面，中国人保家卫国的观念早在千年前就植根人心。

美国在“二战”中把图书作为精神武器，成功地输送到海外，表面上看是缓解各类人群的阅读之渴，本质上是巧妙地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目的是让各地民众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形成思想上的服从。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也许就是文化上的一种入侵。美国在“二战”前后推广的跨大西洋版本计划，为战后美国图书在全球市场的发行销售奠定了民众基础，并从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图书出版霸主。然而，近十多年来，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加上多元文化思潮和互联网的双重冲击，美国的霸主地位已受到严峻挑战。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对外输出高铁技术和工业产品，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尤其是对外图书出版领域也格外重视。中国作为主宾国，经常参加各类大型国际书展，努力推广中国题材的图书。这不仅是为了让世界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在昭示中国热爱和平，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贡献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