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李泽厚学术年谱》

■杨斌

东坡云：此心安处是吾乡。

初读李泽厚需上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第一本书是给我带来莫大启迪的《走我自己的路》，系统地再读李泽厚已是约十年之后，读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六卷本《李泽厚十年集》，该书带给我巨大的思想激荡和心灵慰藉。从那时起，阅读李泽厚便成为我的一种精神需求，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浸润其间，流连忘返，春温秋肃，如闻謦欬。2001年春举家南迁之时，李先生的书，自然是搬家时有限的必带之物，在我，是视之为随身携带的家园，有如诗人海涅所说“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

但是，真正对李泽厚萌生研究兴趣的，还得从先生和陈明对谈录《浮生论学》说起。既是“浮生”，便少不了人物大量的生平事迹；标题“论学”，其求学经历、治学路径、学术因缘自然成为书中不可或缺之内容。李先生谈锋甚健，再加上陈明机智聪明的谈话策略，确实掏出了李先生的许多人生猛料，倒也使先生形象由过去从学术书籍得来的严肃恭谨变得蔼然可亲起来，读来兴味盎然，十分过瘾，让我油然产生进一步了解、走近和研究的兴趣。坦诚地说，没有这本谈话录，就可能不会有我后来与李泽厚先生的深入交往，也就不会有这本学术年谱的著述冲动。因此，在这里要向陈明先生道一声感谢，虽然我们至今仍然缘悭一面。人生如萍，对于吹拂过你的每一缕清风自当铭记。

和李泽厚先生的联系与问学过程，是一本专著的题材，在此就按下不表了。总之，由电话而拜访，从面谈到邮件，寒来暑往，岁月漫长，鸿爪雪泥，未敢有忘，我和这位在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浩瀚星空作逍遥游的学术巨星一步一步地走近，阅读李泽厚的视角也在渐渐地转换。以前读李更多的是浸润，在深刻缜密的思想和丰茂润泽的文字中乐不思蜀，流连忘返，常常是沉醉不知归路；而现在，则更多的是寻觅：这话曾经在哪儿说过？这观点最初产生于何时？这思想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不知不觉地也就进入了研究的过程。

这期间做了三件事。最初的写作是作李先生诗词释读。先生公开发表的诗作不多，但时间跨度很大，起自1945年读初三时写的《虞美人》，一直到1976年，这段时间的经历读者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李先生自谦说“余乏诗才，亦素不专心于此……诗格平弱，不足寓目”，但在我看来，这些诗作中隐藏着作者丰富的人生故事，尤其是深藏着诗人尚未为外人知的心灵密码，而透过这些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无疑可以更深更远地走近先生的心灵深处。于是，我开始了这段非常辛苦也颇艰难的心灵寻踪。先生一开始是满口拒绝，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慢慢变得被动地问什么答什么，再到后来亲笔纠正我解读的错缪之处。一篇《诗词释读》的完稿，我感觉和李先生的心理距离缩短了许多，一个在时代大潮中搏风击浪，在人生逆境中奋斗抗争的强者形象在我的脑际渐渐清晰丰满起来。接着是编了李泽厚先生的两个读本：《李泽厚论教育 人生 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李泽厚话语》（和邓德隆合编）。诗词释读是在情感心灵上辨识纹路，编选读本是在思想之树上探寻年轮，事实上，年谱的文字撰写乃至反反复复的修补订正工作也正是和这三件事同步进行，相得益彰。在此，我要对两位编辑老师郑重地道一声感谢，一位是《东吴学术》的执行主编林建法先生，一位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大夏书系的朱永通先生。应该感谢的还有赵宋光教授、周春良博士、邓德隆先生、王尧教授、林茶居主编、刘绪源先生、赵景阳博士、黄友爱先生等诸位朋友，他们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帮助和促进了上述工作，在当下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历史终结”、激情消逝的散文时代，还有人因为志趣相投、声气相通而提供真诚无私的帮助，这份情谊可以说弥足珍贵。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李泽厚先生。李先生向来不赞成编辑他的选本、撰写他的传记之类与他相关的工作，静悄悄地活着，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逝去最好。他应对此类事情的战术有三：首先坚决反对，反对无效，继之以劝阻，劝阻不成再拖，“等等再说，等等再说”。同样，对于编撰这本《李泽厚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态度也是如此。开始是坚决反对，但是，当我把厚厚一摞年谱初稿寄给他审读时，他终于不忍拂逆我的一片深厚心意，亲笔改正了一些史实上的误错。他声言只纠错，不增补，但在这纠错过程中，实际上还是被动地补充了好些第一手素材。至于我无数次地在电话里向他请教有关疑难困惑，他也给予了说明或指点。但先生并非有问必答，未予回答者仍居多数，“等等再说，等等再说”仍然是他的口头禅。尽管如此，我对先生依旧充满感激，可以说，没有李先生的大度和包容，就不会有这本年谱的问世。

回望三十年阅读李泽厚的悠悠岁月，我对生活充满了庆幸和感恩。如果说，前十多年的读李，是在迷茫中对精神家园栖栖遑遑的寻觅，那么，近十多年的读李，则是在精神上不断“返乡”的幸福之旅，编撰年谱过程中的山重水复，便是山一程水一程走进先生思想和心灵，也走进自我精神故乡的过程。李泽厚思想让我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有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认知，这是生活给予我的丰厚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