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美]傅高义著

谷英张 柯丹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卢冶

时隔三十多年，傅高义再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仍然首印售罄，并非因为作者那哈佛“中国先生”的名声。这位费正清的继任者因为呼吁中美合作而获得中国政府的赞誉，但他在社会学上的成名作却是这部关于日本的调研报告。诚如其本人所说，今天的日本与它初版的年代确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即便在“泡沫”了很多年之后，日本社会仍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直观地看，任何一个旅游东瀛的外国人，不论来自于中国还是欧美，都多少能够感受到彼邦的方便、整洁，以及细致独异的大和风味。傅高义的著作显示，这种“直观体验”背后是了不起的国家努力：作为一个“非西方”的产业国家和二战中的战败国，日本在极短的时间里，在资源贫瘠、人口稠密又灾害连篇的弹丸之地上，尽可能地实现了人类诸多的现代欲望，包括社会总体的信息化发展和个体生活的舒适诉求，同时将这些欲望实践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减到了最低。据说，这些后果在号称“世界即我”的美国也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所以中国读者大可不必义愤：“日本第一”这个让人怎么看都不舒服的标题，乃是诞生在二战后“美国-日本”这一既定的国家间附属关系当中；它首先挑战的，是“美国第一”的心理位次。在这一挑战背后，是如今因为常态化而甚少被提及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念。本书的观点是，在半个世界都面临着这一社会形态的种种课题时，不论在态度还是技术上，日本都创造了奇迹。在傅高义看来，相比于幅员也辽阔、资源也海量、自信心也爆棚的美国，日本仍能“第一”的秘决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摄取信息和广泛的事前协商。随便打开一部日剧（比如《XX阁下的料理人》之类）就可验证这一观点。撇开凭借美食就可以感动外国首相的脑洞式剧情，日本人愿意为达成宏观目的而了解对方到指甲的行动模式几乎无孔不入。这个小小的亚洲岛国对于知识的渴望之深和获取技术之高，以及它在克制欲望和创造欲望之间的协调本领，不能用其并不悠久的传统去盖棺，也无法拿天命偶然来敷衍。傅高义花费了大半篇幅娓娓道来，日本的政治家、省厅官僚、大企业财阀、农协会员、记者俱乐部成员和普通上班族们是如何在位谋政、为培育自己的基础经验和职业自信而谦卑地进行游历式的磨练和全方位的信息沟通，同时他善意地提醒，相对来说，美国却并不是一个善于聆听的国家，“在许多时候，日本人对美国人的了解比美国自己还要多。”

或许正是为了探讨这个关于“信息”的故事，与《菊与刀》的作者主要依赖间接的资料不同，与他本人观察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方式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傅高义用了多年的时间让自己充分融入日本社会。入乡随俗是经典的人类学手法，而傅的着眼点仍在于宏观的社会学，即政治、经济、教育、福利和犯罪问题。他着力探索日本官界和政界的博弈。这两者的不同不仅超乎我国的日常经验，日本官厅常能势压职业政治家一筹的事实，也要比美国的“纸牌屋”更令我们玩味。尽管作者承认，各界充分的事前接触必然免不了黑金交易，然而比起突显闹剧和阴谋论，他更强调日本官僚较少遇到政治压力这一点。此外，在一个以“协商”为政策指向和基本文化氛围的社会里，官僚即使拥有特权也无法个人独大，而他们辛苦工作所获得的声望和成就感也大大超过了金钱欲。如此一来，不必通过刻意的“防腐”手段或者煞有介事的分权，就能达到廉政的效果。日本的精英官员们能够向社会释放更多的想法和可能性，而对于其领域内的企业也只是提供各种平台和建议，不愿也不能直接加以控制。

如此这般从正面的意义上讨论充满矛盾的社会问题是本书最大的特征，也是作者一贯的学术风格。在多数时候，人们都批判官僚体制的繁冗和束缚，而本书的调查显示，尽管日本人也会发出卡夫卡式的抱怨，仍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公民会像他们一样，为身为高度发达的集体动物而由衷自豪。终身雇佣制（该制度至今仍是主流）提供了领导层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而不断调职则带来了灵活和润滑。总之不论日本人活得如何“累”，与他们所献身的行业充分结合这一点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坚执的情趣，而他们所服务的团体的承诺则多数都得到了兑现。如是种种，尽管日本人的幸福指数在全球排不上前列，考虑到社会性和个体自由这对经典矛盾在多数国家的实践情况，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或许已经达到现代人劳瘁的浮世人生的最高标准了。

为了长远的好处，日本人能牺牲当下的利益，充分的“事前酝酿”乃是为了最后的“公平分配”，这样的思考模式听上去如此熟悉，就像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就在全球进行的那些革命的回声。重点是，日本人真的吃到了忍耐的果子。考虑得太多会难于做结论，所以日本也难免暧昧。他们写小说、做学术、搞谈判、谈恋爱和吃纳豆一样，有时令人不耐，但在另一方面，它形成了一个有理可讲的社会。讨价还价的张力是实现社会公正必不可少的动态过程，傅高义苦口婆心，力图表示这个过程要比量化道理和空置道理都好。此外，在一些需要战略眼光的问题上，日本作为整体也能够表现得像个体一样洒脱而坚决，此事委实不易。比如那个在各国都连绵延宕、永远在计划中迫在眉睫又永远在实践中被排在最后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个国家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全社会的努力称得上其利断金。学者贺桂梅曾经感叹，经过一拨又一拨游客潮水一样的“袭击”，京都这样的城市仍然保持了它的个性、秩序和极高的清洁度，实在值得深思。这是否是“日本性”的某些方面？

在整部著作中，傅高义都没有运用“日本性”之类的字眼。但从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来，使他着迷的也同样是这个。他能够解释日本社会自上而下、自下而下的双向动员和自我动员，却不能解释其所以然。尽管总体上的单一民族设定为日本带来了管理的便利，它在历史上也曾长期四分五裂；而现代日本社会却通盘合作、克服难题，愣是把群体结构拼成了头尖肚圆的纺锤体，其实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谜。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形状，在以“公平”和“民主”为比例尺的时候，你很难不向往它。“一亿总中流”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成功，也关乎一种共同体情感的培育。事实上，呈现于本书之中、也呈现于日本社会表面的那些明显的优点和特征，是全世界或“左”或“右”、姓“社”姓“资”的人们都曾经（至今也仍在）宣称达到的目标，它包括一个充分协商、顾及到各方面利益和面子的社会；一些能真正地代表“我们”或“我”的机构；无处不在的清洁的马桶和母婴室，以及让盲人也能安心出门走路的道路环境。社会学家解释问题或许缺乏诗学的吸引力，但他们的努力同样是让人类过上诗意的生活，他们的困惑和难题也是。最终，这位老资格的哈佛教授想表达的是，座次与否无关紧要，那些多数人所向往的东西，值得我们向任何人学习。作为社会学者，他需要就此发言、建议、协商，三十年前和之后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