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相信》，陈鲁豫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西班牙导演佩德罗· 阿莫多瓦在新冠隔离日记中写道：“疫情隔离和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不同，我依然是独自一个人，始终保持着警惕心。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发现。”“我按照日光照进窗户和阳台的节奏生活。”“我开始不再看时钟。”“如今我专门规划了电影时间、电视新闻时间，以及不同的阅读时间。”“唯一的锻炼就是在家里的长廊上走来走去，就是《痛苦与荣耀》里胡丽叶塔· 塞拉诺和安东尼奥· 班德拉斯走的那条长廊。”

2020 年夏天到来之前，身处北京的我，和远在马德里的阿莫多瓦过的是近乎一样的日子。我比他多一些热闹，就是每天下楼取外卖，因此和小区的保安大哥聊成了熟人。

周围的一切异常的缓慢沉静，连朋友圈都不再活色生香了。

我坦然地待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吃东西、做家务。倘若世界不是正遭受病痛，我不介意日子就一直这样散漫地流淌下去。

手里突然有了大把可以挥霍的时间，于是我又一次看了比利· 怀尔德、伍迪· 艾伦、希区柯克、黛安· 基顿、梅丽尔· 斯特里普、马德斯· 米克尔森、诺拉· 艾弗隆、树木希林等人的作品。属于阅读的时间，就给了斯蒂芬· 茨威格、李娟、傅高义……和没有太多营养但信息量极大、极有意思的《名利场》杂志。作为旁观者，通过光影、文字了解他人的世界，总让我莫名心安。

平生看第一本带字的书大概是在三四岁，一个字都不认识，但记忆力好，一本童谣漫画书听大人讲了两遍就记住了，每每捧着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居然一字不差，只除了一个用词—书中原文我还记得，是“幼儿园里真热闹”，我必定固执地按上海话读成“幼儿园里真闹忙”。很快，四大名著就来了。

我打开名著的方式是看连环画，以及听刘兰芳、袁阔成、曹灿的广播和评书，最后才读了原著。1981 年版的《红楼梦》小人书，人物描绘之精美、文字之凝练，绝对是佳作。那套书我看了太多遍，以至于后来看1987 年版电视剧《红楼梦》时，总觉得是根据同名连环画创作而成，就连角色选择都那么神似。再后来，中学的课堂上、宿舍熄灯后用手电照着，读的是三毛、琼瑶、梁羽生、阿瑟· 黑利，还有一本同学们都在读但我怎么都读不下去的厚厚的《简明哲学》。

上大学了，开学第一天，我从广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借了人生中第一本英文读物，书名叫“Laugh Till It Hurts（笑到痛）”，是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歌手卡罗尔· 伯内特的自传。在我当年的认知里，写书，是伟大如托尔斯泰、曹雪芹才可以做到的事，拥有自传更是伟人的专属。于是，我以为卡罗尔· 伯内特是美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星，还专门去问了我的美国外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耸了耸肩说：“嗯，她挺有名的。”轻描淡写地把我说愣了，仅此而已吗？

▲陈鲁豫

成长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孩子很幸福，文学、电影都在蓬勃地发展，我和我妈抢着看《十月》《收获》《当代》《译林》，还有那么多电影——《沙鸥》《夕照街》《珍珍的发屋》《雅马哈鱼档》《女大学生宿舍》《青春万岁》《人到中年》《红衣少女》《街上流行红裙子》……一个懵懂的小女孩就这样透过银幕了解火热的生活。1985 年，我在清华大学礼堂看完《红高粱》后，整整一周，眼前一直一片通红。1992 年，王府井一家影院门口，《阳光灿烂的日子》散场后，我也是站在街边半天回不过神。2000 年，我去中关村看了《过年回家》的首映，很喜欢。

去年夏天采访刘琳还提起此事，当年影片中风华正茂的两个女孩，后来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长，长成了今天美好的样子。

外语片的观影记忆也有很多。邱岳峰配音的电影《简· 爱》远比中文版小说翻译得好，特别是简· 爱的“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那一段台词（在本书中，我引用了这段话，用的就是电影中的配音台词）。那时的院线外语片语种丰富，品质也高。《叶塞尼亚》《冷酷的心》《英俊少年》《佐罗》《老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墨西哥、德国、法国、苏联的电影是我少年时期的大片。第一次看原版没有配音、没有字幕的英文片是在初二，片名叫“Touched by Love（情暖童心）”，主演戴安· 莲恩那时还是个没有发育的小女生，四十年后，她是我最喜欢的好莱坞女演员之一，《托斯卡纳艳阳下》《不忠》是她的代表作，也是我一看再看的电影。我之所以还记得那么久远的一部并不出色的影片，是因为它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当时自认为英语很好了，可第一次听老外在银幕上讲话，却只听懂了百分之二十。这让我无比沮丧。

高考那年，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影院内部放映《星球大战》，我好想去看，但我爸轻轻的一句“考完再看也不迟”，就让我活活等了八年。1996 年去香港工作后，赶上星战重映，我终于圆梦，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喜欢。在香港工作常住的那几年，我疯狂地看片“补课”。香港商店多，连着逛了几天后也就意兴阑珊了，看得多买得少、没什么钱大概是关键。当时，百视达租碟店生意正是红火，我下了班就在里面转。平常我要么窝在家里看碟，要么就在红磡黄埔花园的影院里，赶上什么看什么，甚至试过在最后一分钟只剩下第一排最后一张票，全程离银幕就那么近地看了《侏罗纪公园》第一部，看完头昏眼花。

2000 年回到北京，觉得家里什么都好，就是看电影不方便。

想看什么，只有去买光盘。不知不觉间，就积攒了几个书柜的光盘，如今看着就剩个感慨。想扔，有点舍不得；不扔吧，没用又占地。还好，一直跟随着我的那些藏书永远不会过时。

这些年来，我看书、看电影、看剧，忙着看别人演绎生活，常常看得太过投入，而忘了生活远比戏剧来得精彩，忘了参与远比旁观有意义。2020 年生活重启后，我被出版社催着，拖拖拉拉地终于在牛年到来之际，完成了本书的编校工作。书里的文字全部来源于这两年我对于读者、观众问题的回应，她们大部分是年轻女性，困惑痛苦几乎都和情感有关。这些问题，倘若她们不问，我也不会去想。恋爱是要去经历的，纸上谈兵没什么用，别人的鼓励和参与也要警惕。但是，我和读者一问一答的交流却是温暖而治愈的。

2021 年了，我依然在阅读、看剧、看电影。新的一年，感觉上应该是新天新地新气象，但困难毛病一样没少，我倒是释然了。疫情最严重时，我期待的不就是生活回归正常吗？

（本文为《还是要相信》一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由出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