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天民

潜伏银行

1925年9月，积极靠近党组织的巩天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被编入中共银行小组，为便于掩护，活动地址就设在日本人开办的满洲银行里。

1932年初，日本策划成立所谓“满洲国”傀儡政府，逼迫商民去日本领事馆请愿，搞所谓“促进建国大示威”，还强迫商民悬挂伪满国旗。在这民族危亡关头，巩天民等一些爱国人士组织起来，采取多种行动，抵制成立伪满洲国。

巩天民动员妻子和妻妹给他抄、印传单，为他站岗放哨，转移和收藏秘密材料。一次，他们得悉商民开会，就连夜赶写传单，由巩天民化装送出。临走时他对妻子说：“如果我不回来，不用去找我！”就这样，他们散发传单，向市民宣传“不要上日本鬼子的当，成立‘满洲国’，就是永远当亡国奴”。

同时，巩天民坚持向“国联”提供日军侵华罪行，1932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被动局面。日本人对此怀恨在心，经过长时间秘密侦察，最终掌握了整理材料人的名单。

▲建于1932年的志城银行

1935年10月13日凌晨，日伪警宪人员突然闯进巩天民家捜查。当时，写字台上有份材料，巩天民乘敌不备，用胳膊肘拐到地下，用脚踢到写字台下。他担心那本由他管理收藏的“卫生会”分账本被敌人发现，酿成百余无辜同志被捕的更大祸患，因而当敌人问他“和家里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他急中生智，以假借交代日后生活之事，拿出“卫生会”账本，向妻子呼泽生说：“以后柴、米、油、盐账，让老大记下去。”呼泽生知道家里没有生活账，一定是重要东西，就赶快接了过来。呼泽生怀抱的五儿正发着高烧，哭叫不止，巩天民说：“把孩子抱出去！”呼泽生便把账本同孩子包在小被里，抱了出去。

在监狱中，巩天民遭受了各种酷刑，他硬是咬紧牙关未吐露半点情报，日本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巩天民在被关押49天后，经朋友保释出狱。以后，他的行动受到警宪的严密监视。出狱后，巩天民意识到：要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必须得有一个显赫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于是，在朋友帮助下，他在志城银行入股，并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与死神擦肩而过

抗战胜利后，巩天民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沈阳搞情报和掩护、护送等工作，由中共社会部潘汉年领导。巩天民和志城银行依然是我党设在沈阳的侦察国民党动向的“前哨”，并积极开展民主运动。

1947年12月，巩天民等人因被出卖遭国民党逮捕。在审讯中，敌人严刑逼供，巩天民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然而，由蒋介石亲自过问的“中共北方情报网”一案，又牵扯到巩天民。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批示：“此案为重案。”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当局准备将巩天民移送南京处理。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长官卫立煌乘飞机逃离，其他军政人员也忙于逃跑，无暇过问监狱之事。10月31日，监狱大门被打开，巩天民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百年之后再公开

1949年9月，巩天民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总理同他亲切握手，并说：“啊!我知道你是东北志城银行的，工作做得好!”10月1曰，他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巩天民的公开身份仍是银行家、高级民主人士。他说：“我的工作是由党安排的，我安心工作。”1950年，巩天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东北总支部委员。1951年，他又受命参与筹建民建沈阳分会的组织工作。

1954年，巩天民任辽宁省副省长，分管交通和银行等方面的工作。巩天民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周到，就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有人向邓颖超求证巩天民的党员身份，她明确地说：“巩天民的事我知道，确实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

巩天民的儿子巩国贤曾回忆：

当年，原辽宁省书记郭峰特意到中央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谈论这个问题。安子文明确回答：“这事我知道，关于巩天民的党员问题，周总理有过指示：巩天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这么多年一直以资本家的身份为党做工作。现在还不能公开，这样对党的工作更有利，直到他百年之后，党会给他公开的。”

1978年，巩天民与世长辞，享年78岁。1984年7月，他被恢复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