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关键性人物，并没有参加党的一大，这里说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此外，还有一位建党的重要参与者、原本的一大代表，却也没能参加一大，他就是邓中夏。

“五四”青年形象是按邓中夏的形象塑造出来的

1916年，两位湖南学子一起在同一位老师那里，产生了理想的碰撞，所产生的革命火花结成了他们青春时代的红色友谊。

这两个青年就是毛泽东和邓中夏。他们的老师叫杨昌济。也同是因为老师的推荐，两人先后到了北京大学。他们都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革命领袖李大钊等人，从此皆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命运相连的历史性人物。

1918年，北大主体建筑红楼在沙滩落成之后，邓中夏和后来当了每月拿8块大洋薪水的临时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经常在此探讨他们共同的导师李大钊引领的“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等问题。

邓中夏有时便穿着笔挺的西装和飘逸的风衣，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往日的小平头也开始变成了长发。他善于演讲，口才出众又热情洋溢，充满鼓动性，因此我们印象中的“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形象，其实就是按邓中夏的形象塑造出来的，或者说之后的许多文艺作品中的“五四青年”形象，几乎就是依照邓中夏的形象而来：英俊、坚强，充满激情……

1919年1月1日，北大校园内的学生高举着一本名为《国民》的杂志，争相传阅，那封面上一位对未来饱含希望的青年凝神沉思、眺望远方的形象，是青年徐悲鸿照着3个多月前在由邓中夏、许德珩发起的一个近似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上邓中夏激情演讲时的样子所绘的画。那封面上青年的精神状态，正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青年的形象，也是邓中夏作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青年领袖的形象。《国民》杂志便是他和学生救国会的同学们一起创办的第一份爱国杂志。

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邓中夏在1919年2月至4月的3个月里，为出版的3期《国民》杂志撰写8篇文章。他以大量事实、犀利笔锋，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和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的罪行，为北大进步学生和广大爱国人士认清形势、觉悟革命，做了舆论准备。

而在这个时间里，邓中夏作为主要发起者，做了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这是邓中夏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经验，即“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用他们当时的话说，这是面对民族危亡之势而采取的第一个“直接行动”。

平民教育讲演团发起之初共有39个成员，邓中夏、张国焘、许德珩等都在其中。邓中夏身先士卒，带领成员们到北京的市民中传授知识，开设学习读书班。李大钊和蔡元培都支持这一行动。邓中夏后来把这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带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那里。而正是他的这一开启性的实践，使长辛店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邓中夏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也慢慢演变成半工半读的工人补习学校，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运动的宣传地。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原本是中共一大代表和大会筹备人

1919年7月的一天，李大钊把邓中夏叫到自己位于图书馆的小办公室，告诉他，革命需要青年，更需要青年的一个全国性组织，现在他们正在筹备一个组织。“你要参加，而且要主事。”李大钊交代他。“叫什么名？”邓中夏欣然点头，又问。“少年中国学会。言‘少年’，一是人生从少年开始知世懂事；二是可避过反动政府对我们的过度关注。但它一定是我们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学说、唤起青年知识分子爱国反帝觉悟的组织……”李大钊说。“明白！”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邓中夏（左五）等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合影

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发起、邓中夏实际领导的一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诞生的全国性进步青年学会，在当时影响很大，并且有自己的学会刊物《少年中国》。一大批进步的青年才俊毛泽东、张闻天、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李达、缪伯英、许德珩、高君宇、朱自清、田汉等都是其中的主要成员。

而因这一组织的重要，也导致了原本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是筹备人的邓中夏没有参会而去了南京开少年中国学会大会。

党内少有的天才加实干家

1922年5月，邓中夏代表北京青年团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俞秀松等5人当选执行委员，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邓中夏因中央对他另有安排，于是在广州出席团代会后，回到上海参加中共二大，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主抓全国工人运动。

京汉铁路大罢工就是在邓中夏手中拉开序幕的。这一写入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伟大事件，震动了当时的反动军阀吴佩孚，反革命的屠刀到处乱砍。中央考虑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的工作重心应在上海，故将邓中夏调离北京。从此，邓中夏开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上海和广州等地的革命生涯。他更忙了，既是中国工运领袖，又是青年团负责人，还曾兼任中共上海地区书记之职。同志们称他是革命的一门“邓大炮”，他到哪个岗位、哪个地方，哪里的革命声响就犹如大炮轰鸣……他是党内少有的天才加实干家。

1928年，邓中夏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留在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等职。

▲邓中夏在莫斯科与妻子儿子合影

1930年7月，邓中夏在莫斯科与妻子和幼儿告别，踏上了回祖国的旅程，之后他再没有见到儿子。党曾经在邓中夏牺牲后多次在苏联寻找，然而再没有找到他的儿子斯提尔·邓（钢铁邓战士）。

与何宝珍假扮夫妻

回到国内后，中央派邓中夏到洪湖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政委兼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当时红军部队正在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即进攻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邓中夏分析形势后反对这种冒险行为。后来，王明发信给红二军团，要求立即撤销邓中夏的职务，并令其马上离开红二军。邓中夏的命运从此陷入人生的低谷。

在无职无权回到位于洪湖的旧所里，他不分昼夜地用旧式账簿纸疾笔书写下了一份长达数十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邓中夏在离开洪湖时将这份宝贵的党史稿交给了当地的一名负责同志，表示“希望将来能有转交中央或者是出版的机会”。可惜的是，此人在战斗时将行李连同邓中夏的这部党史稿全都丢失了。后来，邓中夏得知此事，顿足叹惜道：“唉，再也没有机会写出这样的东西了啊!”

邓中夏从洪湖根据地回到上海当了一段时间的“无业游民”后，党内的一些曾经的老战友将他介绍到全国赤色互济会工作。这是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任务是借社会力量，帮助和营救那些被敌人抓捕或残害的革命者以及帮助他们的家属与子女安度生活。邓中夏恢复了一个党内职务：在这个互济会里任党团书记，对外他是互济会主任。他与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一位后遭敌人屠杀在雨花台的革命烈士）假扮成夫妻，在上海复兴中路附近嘉善路口居住。

即使这样，敌人还是很快发现邓中夏、何宝珍他们一直在营救那些爱国者和革命者，于是特务机关不断派员来盯梢。邓中夏与何宝珍不得不经常搬家。凭借大革命前后在国共合作时的社会关系，邓中夏很快联络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史良等著名人士为互济会出谋划策，一起参与那些“重案”的营救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由于邓中夏的卓越组织才能和广泛的社会资源，互济会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在上海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这更让敌人将其视为眼中钉。

因营救战友被敌人盯上

1933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在山西路碰面时，遭叛徒出卖被捕，邓中夏立即写下《告全国民众书》，要求敌方放人，同时又与何宝珍四处奔波，大力开展营救活动。就在此时，反动宪警盯上了他们。一日，何宝珍被捕，并一判就是15年，从上海押到南京。

那个时候，国民党监狱关押在上海的“犯人”竟达上万人，其中共产党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还有参加抗日活动的爱国人士，这两种人被称为“政治犯”。为了争取释放这些“政治犯”，邓中夏不顾个人安危，采用多种方法，对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里关押的3000多名“犯人”的状况进行调查，并以这个看守所全体犯人的名义，写出《反对压迫、要求改良待遇宣言》，广为散发。

而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仍在疯狂地推行，命令邓中夏“五一节”在市中心搞“飞行集会”，这显然是把革命力量暴露在敌人面前。结果，一场纪念“五一”的活动，又让包括江苏省组织部部长黄励在内的60多名革命同志被捕……邓中夏欲哭无泪，再次发动各界人士，亲自出面抗议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卑劣行为。

1933年5月5日，正当抗议和营救工作进入关键时刻，邓中夏被捕。9月21日凌晨，南京城下着小雨。雨花台刑场，年仅39岁的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倒下了……他是牺牲在雨花台上的唯一一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筹备工作的英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