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2013年“全球智库排名”在上海、纽约等城市同步发布。从2006年首度发布以来，这项衡量全球智库发展水平的报告已走过8个年头，其所涉及的智库数量和范围持续增加，其权威性和公信度也受到了业内外的认可。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智库排名呈现以下特点——　　

　　欧美智库仍占有主导地位，在全球顶级智库前10名中，有6家来自美国、其余来自英国、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国家。　

　　亚洲智库分类被进一步细化。亚洲智库被分为三个不同类别：中亚顶级智库、南亚和太平洋地区顶级智库，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的顶级智库。其中，6家中国智库跻身全球顶级智库100强。　　

　　这份排名“海选”自全球6826家智库，凝聚了9000余名媒体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智库从业人员的心血，但真正全职投入其中的只有一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管詹姆士·麦甘博士。　　

　　投身智库报告与排名之前，麦甘曾是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教授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课程，他还曾为世界银行、联合国、美国国家开发署、卡内基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担任咨询顾问，并出版了多部国际关系、智库研究著作。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麦甘表示，希望通过对智库的调查、研究，弥合知识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鸿沟，为这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从而提高决策水平，改善决策质量，提升智库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加深公众对于智库的认知。展望未来智库，麦甘认为，智库信息的发布渠道甚至比内容更为重要。

　　图/莫非

　　在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时，麦甘表示，希望通过对智库的调查、研究，弥合知识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鸿沟，为这两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从而提高决策水平，改善决策质量，提升智库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加深公众对于智库的认知。展望未来智库，麦甘认为，智库信息的发布渠道甚至比内容更为重要。

　　困难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

　　文汇报：全世界对于智库有多种定义和解释。在您看来，您对“智库”的定义是什么?

　　麦甘：1989年，我在巴塞罗那召开了第一次全球智库论坛，当时智库的称呼还不被接受，但20多年后，智库已非常流行，我感到十分欣慰。简单来说，所谓智库就是参与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并且对国内外焦点问题出具具有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建议报告的机构，其作用是：在被告知的情况下，帮助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做出明智的决定。

　　从智库的定义出发，早期的定义中智库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分析和参与组织者。以前的研究只认同了智库定义的前半部分，而我在里面加入了“参与者(engagement)”，如今，这个概念已被丰富，并且广为接受。

　　智库可以是附属于某个独立机构，也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常设性机构内，但并非一个特设的专家咨询委员会。通常而言，智库是建立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国家和民间社团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其独立的声音将基础的研究翻译成可理解的、可靠的、可被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获悉的语言。

　　文汇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在全球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其排名的依据是什么?这些年来，智库排名是否存在一些趋势?

　　麦甘：每年，我们都对智库进行公开评选，因此，全世界6826家智库都将被告知，自己有资格参加智库评选，这一评选从每年5月一直延续到12月。

　　在智库提名环节中，我们将组成一个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由它负责从提名到最终排序的全过程。在初评环节中，那些获得5名及以上专家提名的智库，将有资格进入下一环节。在之后的评选中，每位评委都将收到一张包括23项评比标准的问卷，涵盖了衡量智库优劣的各个方面。随后，专家和业内人士将对这些从6826个智库中挑选出来的智库进行评比，然后确定一份推荐名单，评委将从43个方面对这些智库进行评选。在历时两个月的评选后，这份名单将交由世界各地、不同领域内的专家，以及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学者进行最后的打分，而我的责任是和评选委员会进行沟通，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最终的结果将在上海、纽约等世界主要城市进行同步发布。

　　这项工作看似繁琐，但真正的全职工作者只有我一人。平时我会雇佣35至40名兼职实习生，在夏天巅峰时期，最多有75人参加这项工作。

　　文汇报：据最新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库。而2008年全球智库是5465个，2010年全球智库有6480个。智库数量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麦甘：诚如你所言，在过去的15至20年里，全球的智库数量出现了迅猛的增长，出现迅猛增长的原因有以下五个。一是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等工具使得信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二是公共行政对信息垄断的局面已经停止;三是很多政策性的问题和技术层面的困难有所增加;四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出现;五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信息交换成为可能。

　　智库的出现离不开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间的一级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1948年只有50多个非政府间合作组织，现在多达200多家，政府间合作组织达到130多家，非政府组织(NGO)更是数量众多，恒河沙数。在政策交流的平台上，参与者一般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在非政府合作组织平台上，主要参与者为民间团体。对于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面临的困难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智库出现的目的就是筛选和扬弃，优胜劣汰、分门别类，使这些信息被信息制定者所利用，特别是当政策出现信任危机时，能够用上可用的信息。

　　此外，在社会变动或动荡时期，智库的成立速度也会加速。最明显的例子是冷战时期成立的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以及“9·11”事件之后，以反恐研究为名的国家安全智库等。

　　文汇报：在今年公布的全球智库排行榜，前10名中，有6家美国智库，2家英国智库，比利时、瑞典智库各占一个。由此看来，智库排名似乎格外青睐英语国家，这是否反映出英语国家在智库排名中的某种“霸权”。

　　麦甘：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必须正视一点，全世界60%的智库集中在北美和西欧两个地区。

　　其次，这两个地区相对富裕，智库拥有充足的资金和资源供给。

　　再次，这两个地区在世界政治、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长期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巨大。

　　此外，站在你的立场上看，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智库正在迅速成长，但从目前格局看，欧美仍是世界智库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