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专业型智库的前景表示担忧

　　文汇报：从智库的运营模式看，东亚的智库，以韩国为例，大部分受政府资金支持，日本的许多智库由财团资助，如何避免这类智库所出具的研究报告受出资方意愿的影响?特别是避免按照出资人意愿来出具报告的可能性?

　　麦甘：无论是在亚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智库的可信度取决于其可靠性、独立性。如果智库已经预设了研究结论，或者出于出资方的考虑而做出具有严重倾向性的报告，那么毫无疑问，它将动摇其立身之本。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多年以来，人们就在讨论如何让政府和公众能够更加独立、科学地进行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文汇报：从中国实际看，很多智库都是由原先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转型而来。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麦甘：学术类智库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倾向于套用理论，缺乏以政策为主导的研究框架。毋庸讳言，在权力、知识和公共政策之间，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智库，搭建起跨越这条鸿沟的桥梁。对于学术性智库而言，他们必须明白，智库的角色或者其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和解释，将复杂而多变的问题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能接受的文本，而不是将其变得更艰涩难懂。

　　文汇报：在中国智库发展途径上，存在着优先发展专业性智库还是综合性智库的问题，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麦甘：的确，智库之间也面临很多竞争。让我们回到智库的定义，它是政策制定者与公共人群通过智库这一渠道来获取信息。但就目前而言，我对专业型智库的前景表示担忧。

　　第一，它呈现出过度专业化的特点，这是一种危险的途径，它忽略了科研质量，为专业而专业，不注重与普罗大众的衔接。这一点必须警惕。

　　第二，从经费角度看，我认为一家智库涉猎的领域不宜太广。有的可以采取交叉学科的科研机制，有的采取团体机制。与此同时，应该有两类智库专家，一类是专项专家，他们拥有专业的优势和特定服务领域和对象;第二类是灵活性的、跨领域的、综合性的专家，他们研究第一类专家不研究的课题，并且与其他智库保持密切联系。

　　第三，我认为，智库要注意平衡政策研究者短期内要求研究的课题与长远规划，对于未来符合政策制定者利益的，智库要未雨绸缪，提前准备。

　　最后一点是，智库的研究应该是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智库和高校的差异就在于：智库集中在政策研究的问题上，而高校研究以学术为导向的问题。

　　文汇报：就中国情况来看，智库往往是问题导向制。为研究一个问题成立智库，随着问题解决或者重心的转移而导致该类型智库的衰落。您怎样评价这样的模式，如何建立智库长久运行的模式?

　　麦甘：的确，一些智库面临这类生存问题，因为它们的研究领域过于专业，或者研究的重心太过狭窄。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瞬息万变，新的信息和问题层出不穷。作为智库，我们只能不断追赶这些问题和变化，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智库既需要在多学科、多领域内有所涉猎，也需要让研究者迅速进入新问题出现的领域。

　　我的建议是：由于现有学术机构和团体是按照传统的学科设置来建构和组建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和遭遇的问题往往需要更加“流行”的学科和方法才能讨论、解决，但现有的传统学科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因此，我强烈建议智库能在以下两点实现突破：

　　第一，在智库的组建和架构上真正体现多学科、现代化的特点。

　　第二，在智库的架构上搭建起两个层次的人才队伍：一是专业化的研究人员，他们坐在书斋里长期对固定问题进行研究;二是聘请一支流动人才队伍，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构建一个有活力的研究环境。

　　文汇报：在您看来，中国智库要想走出国门，还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

　　麦甘：我和北京、上海的中国学者们都讨论过这一话题。毫无疑问，中国智库正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兴趣和决心。但在世界智库界而言，除了口口相传之外，却很难有机会了解中国智库。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因素很关键：很难通过互联网了解中国智库，这些智库要么没有自己的网站，要么网站是纯中文界面，这让很多国外学者很难通过互联网了解其信息。毕竟，全球智库高度依赖互联网技术，我们每年都有很多通过互联网视频进行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智库却难以通过这种形式介入。如果中国智库希望真正走向世界，它们必须在信息技术上投入更多精力，并由此实现建立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