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下香港作家的文化适应

　　20世纪40年代从上海南下香港的作家有不少，包括张爱玲、徐訏、曹聚仁、刘以鬯、陈蝶衣、包天笑、项庄、姚克等人，稍早来港的有叶灵风。这些人赴港前的社会文化背景各有不同，赴港后对新环境的适应呈现出多样性，其中，徐訏和刘以鬯尤其典型地体现出文化疏离与文化融合(适应)这两种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写作经历

　　徐訏生于1908年的浙江乡村，最初的教育也在那里接受，还曾在上海短暂读过书，后去北京上中学，1927年入北京大学研习哲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同时修读两年心理学，1933年去上海，1936年远赴法国继续学习心理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又回到上海从事写作。这种多元文化背景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他成长过程的多元背景中，我以为北京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最不容忽视，他在那里的10多年是受教育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1933年从北京离开时，徐訏曾把这座城市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后来到上海，他写过《北平的风度》一文，在文中他这样写道：“除非不是知识阶级，北平是一个离开了使人想念，居住着使人留恋的地方!”

　　刘以鬯1918年出生，祖籍浙江，但出生于上海，在来香港之前，除了抗战期间避往重庆(与徐訏一样)的3年多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度过。他7岁入闸北三育小学，以后升入南市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主修政治学，辅修历史。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论，刘以鬯比徐訏受上海的影响更大，更能适应商业化的环境，这见于他们到香港后的不同反应。此外，他早年所写的中篇小说《露薏莎》对上海都市的夜生活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就描摹上海娱乐生活的景物而言，可能要胜过徐訏的名作《风萧萧》，读后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从文化气质上看，徐訏较接近北京，刘以鬯则更贴近上海。

　　那么什么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个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文化性格呢?如果用一个中性的词语来概括上海人，那么用“世俗”二字比较准确。这与上海当时相对的高度商业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这种社会性格讲求实惠，喜欢日常世俗的生活，反映在文化上，就突出体现了其市民化的倾向。上海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就是内地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商品经济和市场与文化结合，形成商品化的文化市场，形成了上海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环境。北京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学院紧密相连，与一般市民相距较远。而在上海，这两者之间似乎不似北京那样界限分明。在上海，由文人和知识分子们办的大量生活类杂志和报刊所面对的主要读者正是一般百姓，这其中的俗是免不了的。可以肯定地说，当年上海的知识分子比北京的知识分子更商业化，更适应商业化的环境。因此，刘以鬯比之徐訏更能适应香港商业社会的环境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徐訏是在北京大学时期开始写作的，1933年前往上海后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直到1950年离开内地赴香港，他前后在上海待了十多年时间，正是这期间的创作活动确立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既有小说、散文、小品文，还有剧本。尤其是《风萧萧》《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鬼恋》《一家》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成为战时战后的畅销书。相比之下，刘以鬯是后来者，他比徐訏小10岁。尽管他在中学时代就表现出对文学的特殊爱好，先后参加了青年文学组织“无名文学会”和“狂流文艺会”，并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文学家，然而在他大学毕业后，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离开上海之时，他的作品却并不多。倒是抗战后，他回到上海办起了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包括徐訏的《风萧萧》。在上海的经历，对徐訏和刘以鬯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表现。对前者，这是出成果的时期，也显现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鲜明个性;而对后者，这是成为小说家的起步阶段，与徐訏相比，在上海时的刘以鬯还是一个初学者。这种不同的经历，也是造成徐刘二人在香港的态度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