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与间离：徐、刘作品比较

　　适应与间离并不代表一种好恶的判断，而所涉及的作品比较也不是文学分析意义上的比较，其目的是叙说徐訏和刘以鬯两人与香港当地文化所处的具体关系。以下主要从二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使用的语言。刘以鬯的作品显出较明显的地方色彩，在叙说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时常可见诸如：埋单、的士、几蚊钱、饮茶、出街等方言，以及显现当地生活背景的称谓和说法：包租婆、包租公、看相佬、大只佬及老豆、仔女、啤仔，肠粉、士多、家课、洗衫、买食+送等。刘以鬯在1959年发表的系列小说“掌篇小说”中有一篇《语言的误会》，写的就是外地人来香港，由于不会讲广东话而造成误会的故事。从文化角度看，应该说这体现了一种文化融合的倾向。而从对话理论去考虑，这至少说明作者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考虑到了读者的语言习惯，或者说作者也受到了读者群的影响。当时在香港就流行一种“三及第”文体，其行文中夹杂着文言和本地方言，深受读者欢迎。刘以鬯作品中的这种方言使用，正是这种语境下的产物。而在徐訏那里，这种现象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在香港近30年，从来没有说过广东话。但是在1940年代在上海时期，徐訏所写的剧本《兄弟》，描写了一个上海籍的抗日人员如何在兄弟亲情与民族大义之间作出抉择的故事，其中的对白就用了不少沪语方言。从他们对使用方言的态度来看，徐訏和刘以鬯与香港本土文化的亲疏关系是异常清楚的。

　　二是对现实的反映。香港的评论家大致认为徐訏的作品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有人就以“流放感”来评论他的作品与香港现实的距离。刘以鬯对此也有过一段毫不客气的评论：“读徐訏的小说，即使惊诧于色彩的艳丽，也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雾里的花，模模糊糊，失去应有的真实感，令人难于肯定是真花抑或是纸花。徐訏没有勇气反映现实，处在现实环境里，竟像丑妇照镜似的，想看，又不敢看。有时，为了减少小说中的低级趣味，还将哲理当作血液注入作品。”

　　徐訏对这一问题并非不懂，而且还深有见地。他1970年代在追思林语堂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说：“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传统，它所形成的风俗人情也正是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语堂是一再强调‘我行我素’的话。碰到客观的现实，你就不能再说“我‘写’我素了。这也就是语堂后期的小说流于贫血与幼稚的原因。”此外，他在《<三边文学>序》中进一步指出：“文学起源于民间，生根于生活。文学家创作的泉源是生活，一个作家有生活才能写作。”

　　这些话不仅可以针对林语堂说，其实更可以针对徐訏自己说。当徐訏从内地来到香港这个新环境，他就应该面对现实，去了解它，熟悉它，这样才能写出真实反映香港现实的作品。评论家们对他香港题材的作品感到不满，其原因在于徐訏的那种对现实的隔膜，这影响了他对香港现实的真实反映。当然如果说徐訏香港题材的作品一点都没有反映现实，那也是失之偏颇的。他来香港不久后所写的《手枪》《杀妻》等小说就表达了一种对香港生活的无望，表达了新移民难以生存的悲哀情绪。他后来写的《来高升路上的女人》，在反映香港现实方面有了更多的进展，小说中主要写了鞋匠、花匠、女佣等一类小人物，反映了香港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不过这样的篇章在他的来港小说中少之又少。

　　至于刘以鬯，香港本地的评论家对于他反映现实程度的评价要比徐訏高得多。他的《酒徒》尽管着重描写了一个文学作者的心态，但他的笔触还涉及到了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报社编辑、电影导演、作家，还有纱厂老板、杂工、交际花等等。于是，小说在反映香港文化环境的真实状况的同时，也表现了香港现实的社会生活。他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陶瓷》，也是他自己十分偏爱的作品之一，小说主要描述的是香港的陶瓷市场在内地“文化大革命”影响下所引起的波动，以及“欲望，像电兔戏弄格列狗，也将人类当作玩具”。作品反映的是真实的香港。在同一时期写的《岛与半岛》，更是力图直接反映当时香港的社会生活。其中描述了具有本土气息的香港节，金市和股市的涨落，圣诞节的闹市以及社会的治安问题。作者期望他的小说能“将实际存在的现象转为艺术真实”，能“将浓厚的地方色彩涂在历史性的社会现实上，让虚构穿上真实的外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以鬯那种反映香港现实的愿望比徐訏强烈得多。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徐訏和刘以鬯二人，谁更贴近香港社会，谁的作品更融会于香港的本土文化，答案已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正是由于文化的疏离与融合在他们两人身上表现得异常明显，因此，香港的评论界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评价当然就不同。对于刘以鬯的肯定较多，这是因为他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现实，更多地带有香港本土文化的色彩。有评论认为：香港也有伟大的作品，并把刘以鬯的《酒徒》列于其间，将其看作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种观点，则把徐訏和刘以鬯都归于旅港内地作家。但是在反映香港现实和文化的问题上，这一观点更多地肯定了刘以鬯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对于徐訏，则认为：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给世人的印象，仍然是一位旅港作家。”言下之意，刘以鬯的作品已比较香港化了。正因为徐訏与刘以鬯的文学活动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人们才会对他们作出如此的评价。其实一个文学家的作品表现什么，如何表现，都是他自己的事，然而像徐訏这样一个多产作家，没能很好地用他的笔去反映他长住了30年的香港现实，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文/陈同(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