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彦银

当大多数人将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焦点集中于街道、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社区群团组织的时候，我们则把注意力投向了一个特殊的公共空间——楼组。在很多社区中的楼组作为潜在的公共空间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时候，上海市杨浦区已经踏上了推进楼组自治、唤醒邻里空间的征程。以江浦街道为代表，杨浦区把楼组自治作为撬动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支点，以构建邻里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家庭化共同体为目标，在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推动了从“平安楼组建设”到“文明楼组建设”再到“自治楼组建设”的转变。

楼组自治是世博项目的积极遗产

世博是优化城市外在形态和内在治理形态的巨型项目。世博期间，杨浦区江浦街道将楼组从维持社区安全稳定的平安楼组建设扩展为以改善社区邻里关系为指向的文明楼组建设。世博之后，江浦街道又将文明楼组建设推向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自治楼组建设。作为世博项目的积极遗产，楼组自治丰富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内涵，深化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社区管理模式，把触角延伸到“五级平台——楼组”、“六级触点——家庭”，拓展了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路径。

楼组是后单位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

在“后单位”时代，单个的个人或家庭开始从单位中分离出来，社区被赋予了再次整合这些游离的社会原子的社会功能。而伴随着住房商品化时代的到来，社区成为陌生的空间，高楼宇密度、高人口密度与低交往密度、低精神密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邻为友、助邻为乐成为一种奢侈的期望。因此，我们必须要探索支撑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什么？社区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泛的概念，而是由多种基本单元和多种类型的公共空间组合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结。如何让居民自觉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成为优化社区治理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楼组因天然的地缘优势，是与居民私人化生活空间有着极高关联性的公共空间，是居民户内家庭生活向户外社会交往的第一延伸空间，也是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最直接、最频繁的社会互动空间。因此，它最有可能成为维系现代邻里关系的粘合剂，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最微观的单元。

楼组自治是社会治理的微观机制

城市社会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立足于宏观框架的指引和正式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微观机制和非正式制度的建设与支持。楼组自治不是自发形成的，是需要制度保障的。楼组议事会、楼组自治公约、街道推动楼组自治的提升机制等等，都是展示楼组自治水平的重要载体。邻里公共空间一旦被唤醒，就需要依靠自治公约去呵护它。我们发现，以居委会为载体的体制性公共空间、以自治家园为载体的社团型公共空间和以楼组为载体的公共邻里性公共空间，共同维护者上海社区中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毫无疑问，楼组自治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微观机制之一。

“最后一米工程”：楼组自治是执政基础的基石

基层治理的关键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但杨浦区更进一步，它把“最后一公里”推进到“最后一米”，将社区治理的末梢推向了楼组治理。楼组自治与楼组党建相结合，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把党的支部建在楼上，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实现党与群众“零距离”交流，把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距离缩短为“最后一米”，把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方针、路线直接推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群众切实地感受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探索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党组织的社会凝聚力，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坚定信念，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楼组自治是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元素

目前上海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以街居制为核心、以自治家园、业委会、社会组织为辅助性机制的综合性治理平台。楼组作为后单位时代的社区治理的基本单元之一，是有待开发的公共空间和治理机制。我们发现，以楼组为载体的自治是邻里共同体；以自治家园为载体的居民自治是情感共同体；以业委会为载体的居民自治是利益共同体；以居委会为载体的居民自治是网络共同体；以街道为载体的居民自治是生态共同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上海城市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从最微观的以楼组为载体的邻里共同体建设到以街道为载体的生态共同体建设，是一个连续性的进阶。在这个体系中楼组作为最微观的单位，是最基础的，它承担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职能。楼组是居民走出家庭进入社区、进入社会的第一道门槛。楼组作为扩大化的家庭共同体和邻里共同体，自然也就成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元素。

楼组自治是培育社区精英的重要途径

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既要依靠基层政府、法律、选举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要想促进“硬”的正式制度与“软”的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就得依靠社会化的社区精英和社区领袖。如何培养社区精英，如何提高社区精英的影响力，如何培养与基层治理要求、基层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区精英，都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水平与质量。而楼组自治恰为社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因为楼组自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楼组长或楼组骨干必须依靠非正式的影响力才能得到居民认同。楼组长的奉献精神、公益人格、协调能力，均处于居民的直接监视之下。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得益于楼组长这支队伍的上情下达和左右沟通。楼组自治催生楼组长和楼组骨干的成长，同时也为社区精英的孵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彦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