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结果出炉后，希腊年轻人上街庆祝。在本次公投中，希腊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年轻人普遍选择“NO”，而领退休金的老年人基本都选择“YES”。CFP

■丁纯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与公投前民调显示的“赞成”和“反对”阵营旗鼓相当的预测不同，据希腊内政部6日凌晨宣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在希腊5日举行的公投投票率为62.5%，反对国际债权人提出的继续改革换取后续救助资金协议的民众达61.3%，远远超过38.7%的支持阵营。希腊对协议草案坚决地说了“不”。

说“不”乃社会怨气集中爆发

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

其一，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爆发以来，经历了以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三驾马车”为首的国际债权人2010年和2012年两次总额为2400亿欧元的救助，得以免于国家破产。但与之对应，希腊接受纾困的代价，是国际债权人要求希腊实施长期严苛的紧缩性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消减工资和养老金等福利、裁撤公务员、出售国有资产推行私有化等举措。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其财政赤字的上升，该国经济也在2014年出现了危机以来首次正增长，达到0.8%，并一度得以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成功发债融资。但紧缩政策对当下希腊社会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总体是负面的，造成经济萧条、民生凋敝。2010年以来，希腊GDP下降超过1/5，目前失业率高达26.6%，青年失业率超过50%，工资平均缩水近40%，养老金下降近50%，累积总债务升至170%，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利益严重受损，令其觉得无法继续忍受，图变求存。

其二，希腊社会一贯不愿屈服的秉性，也助长了希腊人敢于说“不”。前两轮救助中，被指以“将私债转为公债”为标志、偏向于债权人的严苛紧缩举措，充满了管教式的指令，没有给希腊社会注入造血机制，加之希腊历届政府乏善可陈的社会改革令贫富差距加大，让该国民众深感屈辱，并将怨恨集中到了国际债权人的颐指气使上。在希腊民众看来，按照原先纾困计划，紧缩和没有尊严的还债日子绵延数十年，累及子孙，是可忍孰不可忍。年轻一代则更觉前途黯淡，这或许正是35岁以下的青年投票者67%说“不”的缘由。

其三，以齐普拉斯为首的左翼联盟利用民众的不满，将公投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执政策略，声称投“不”并不会造成退欧，反而为其与国际债权人讨价还价增加了余地，大肆鼓动诱导民众投反对票，甚至在选票的设计上也有意将“不”放在首位等，客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任其成弃儿将产生长期伤害

通过公投，在这场希腊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谁先眨眼”的博弈游戏中，希腊民众以极具希腊风格的、近乎自残式的“豪赌”明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时也把皮球踢还给以欧元集团、欧盟为首的国际债权人一边。公投结果宣布后，欧盟和欧元集团领导人等均表示尊重希腊公投结果，并于7日召开欧元区紧急峰会讨论希腊问题。实际上，对欧盟领导人来讲，必须就目前形势下如何继续救助希腊作出艰难的政治决定。

笔者以为，对德国为首的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而言，短期继续救助希腊所付的成本，应该远远小于任其成为欧盟弃儿而对欧洲一体化产生的长期伤害。

目前局面陷入两难与纠结。一方面，如果任由希腊资金枯竭、银行倒闭、金融体系崩溃，乃至技术性退出欧元区、陷入自由落体式的下旋通道，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则如德国外长所说，会直接损害欧盟的可信度。因为即使其被迫技术退出欧元区，希腊还是欧盟的成员国，不容弃之不顾，任其沦为“失败国家”，何况其本身在政治、社会和防务上的战略位置突出。另外，如果让其退出欧元区，则不仅会终结欧元区国家“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也会使金融市场上做空者永远会寻找“下一个”弱国，可能开启欧元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后退的可逆进程，助长目前日益滋长的疑欧、脱欧倾向，后患无穷。

另一方面，如果做出较大让步，大幅接受挟公投民意支持的齐普拉斯政府的要价，则无疑开启了接受要挟、借债不还的逆向选择和示范机制，变相鼓励西班牙等外围国家中反紧缩政党与民众竞相仿效，衍生成系统的道德风险，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危及欧洲一体化的前程。

救助加惩罚，还需拿捏分寸

国际债权人做出的决定必须是既不能让希腊产生人道主义灾难并沦为“失败国家”，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惩罚这种借债不还的行为，以儆效尤。其中分寸，甚难拿捏，尤其是欧盟和欧元区包括了各自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众多成员国，短时期要做出正确抉择恐非易事。

从国际债权人方面来看，希腊现有的3241亿欧元债务中，欧元区各国政府和EFSF等所占比例达62%，而私人机构持有份额相对较少，做出让步的空间犹存。对希腊而言，流动性几近枯竭、银行体系濒临崩溃，急需新的资金救助，时间紧迫，本身也并无太大的要价资本和拖延相持的条件。

事实上，双方均已一定程度露出了在新形势下妥协的端倪。德国副总理呼吁应对希腊进行了人道主义救援，而以强烈反紧缩著称、不受谈判对手待见的希腊财长，也已主动辞职营造新的谈判氛围。相信在政治意愿确定后，经过较为理性的讨价还价，通过技术手段处理，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体面且可操作的具体安排应属可能。

最后，真正困扰欧元区和欧盟的是经过妥协后达成的应对举措，是否能在避免希腊陷入“失败国家”泥潭之余，帮助该国真正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和社会变革，产生自我造血机制，步出恶性循环，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否则，即使暂时度过这轮危机，也仅是下轮麻烦的开始。更为广义的问题则是，在经历了欧债危机后，欧盟和欧元区该如何加强结构改革，推动建立包括财政联盟在内的内在机制，进一步完善并升级欧洲一体化进程。（作者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