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今天是国际“五一”劳动节，三天后就是“五四”青年节，本报特别推出“微梦想在成长”系列报道，向我们年轻的创新创业者致敬。

 

上篇，推荐两则农村青年的创业案例。姚慧峰、刘超是两位80后，他们从农村闯入城市求学，却在打拼之后，甘愿放弃城市优渥的白领生活，回到家乡、反哺农村的父老乡亲。姚慧峰说，农村天地广阔，可大有作为。刘超说，他要创造机会留住大山里的青年。知识青年返乡，或许是未来解决农村“空心化”的关键，也是建设新农村的希望。

 

下篇，将重点关注城市里的“新青年”。两位人物分别是购物指南类新媒体“清单”创始人许可、推广虚拟现实技术的天舍文化传媒联合创始人陈晟。他们将为读者呈现未来的生活场景，比如，购物无需问东问西，一键关注即可;通过虚拟旅行遨游太空，甚至将VR技术应用于科学研究、灾难报道等诸多方面。他们的“微梦想”已经或将在未来成为现实。

 

姚慧峰：脚踏大地种生态稻

 

 

 

每年端午前后，姚慧峰就会在田里犁地，为播种作准备。(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在村委会辟出的一间办公室里，姚慧峰接受采访。本报记者付鑫鑫摄

 

“做农业，不是为了挣钱，而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对农民而言，劳动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劳动。”江西省宜丰县新庄镇南垣村村民姚慧峰在接受采访中，对这么重要的事情说了三遍。

 

最近，他被选派参加宜春市“五四奖章”的评比。对不断打来的拉票电话，姚慧峰不堪其烦，坦白回绝网络公司：“我种点田，要卖多少谷子、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挣到这拉票的钱呀?”

 

姚慧峰，现在的确是个农民，但又不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种的是生态稻，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而且销路不愁，定单化运作，省去经销商环节，有效保证农户的收入。现在，全村1200亩稻田中，有1000亩田都跟着“姚社长”这么干。

 

更传奇的是，姚慧峰成为稻香南垣生态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之前，还是在大城市里“镀过金”的“天之骄子”。

 

从公司高管到返乡农民

 

2005年从西南林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姚慧峰去了北京，找到一份医药代表的工作。3年后，他因业绩突出被公司总部外调广州，并担任分部的负责人。2010年，29岁的姚慧峰面临一个选择———回北京总部，升任副总经理，或者去公益机构，参与CSA项目　(即“社区支持农业”的新型经营模式)。生活优渥、浑身名牌的公司高管PK月薪1600元的农场实习生，犹如天壤之别。

 

“不是说，我的城市梦碎了;而是说，年近而立，独自漂泊异乡。我在想，接下来的人生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他对记者说，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娶妻生子、买房还贷都迫在眉睫，但他并不喜欢自己天天应酬的工作。“看看我接触的老板们，都是成功人士，可总在应酬，自己身体喝出毛病不说，还早出晚归不停出差、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一个月跟儿女们都见不到两三回。”

 

这道人生选择题，让姚慧峰挣扎了足足半个月，不管是可预见的悲催“房奴”人生，还是蹦跶成世所钦羡的“成功人士”，他都一一考量。“混得坏、混得好，都会痛苦，我不快乐。与其下半辈子痛苦，长痛不如短痛，至少，务农这个事情还是自己喜欢的。”

 

他的喜欢源自内心。六七岁时，他就在自家院子里捣鼓出一个小菜园。“看着自己种的黄瓜、西红柿、辣椒一天天地长高了、开花了、结果了，特别高兴。有时，我还会偷点肥料，想把它们养得更大。最后，小菜地被邻居家的猪拱了……哎呀，当时，我好难过呀，哭了好半天。”

 

2010年年中，他向北京总部递交了辞呈，留在广州的公益机构实习。足足一年，他跑遍了全国10多个农场，也是在那一年，他体悟到，生态农业CSA模式，并不是把稻米卖个好价钱那么简单，更重要的在于生态种植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2011年，赤手空拳回乡的姚慧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父母双亲的不理解。“我真的回来了，把他们吓了一大跳。我爸就不理我，宁可天天出去打零工，眼不见心不烦;我妈在家里天天哭、天天劝……”村里的人在公共小池塘边七嘴八舌议论：“慧牯”(牯是当地方言，意为青少年，这里指姚慧峰)　肯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谁家孩子初中没毕业都出去打工了，他大学生还回家种地……

 

另一方面，父母乡亲的反对让姚慧峰越发坚定了“生态种植”的信心。“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老一代农人眼中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反而证明CSA项目有希望。”

 

从“试验田”到乡村实习基地

 

出生农家，并不等于天生就会农活。姚慧峰说，“放牛娃”虽然见过父母怎么种水稻，但知道并不等于会做。

 

没有父亲的指点，他就去向邻居、叔叔请教怎么挑选稻种、准备多少秧盘、如何有效犁地等等。从流程上来说，生态水稻的种植方式与传统水稻大体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别人用除草剂、除虫剂，姚慧峰用鸭子;别人用化肥，他用菜籽饼。

 

生态种植的第一年，姚慧峰总是天亮第一个赶去稻田;去太晚，大家都上田了，“看得他心慌”。因为担心第一年的收成不行，姚慧峰还养了200只鸡，又养了一池塘的鱼，还为看鸡养了条狗“旺财”。寄希望于“东边不亮西边亮”，不能“太丢脸”。对每亩地安放的10-15只鸭苗，他整日提心吊胆，一日三次地观察，天晴了怕它们中暑，下大雨怕淋湿病死……有时，还有农户打电话让他抓鸭子，“你家鸭子又跑到我家田里来了”。回想当年，姚慧峰说，“第一年苦死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姚家第一年30亩地的产出，比起一般农民用农药化肥所得高出不少。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生态水稻投入少、成本低，产量不高，但质量好、售价高，收入可观。

 

从第一年30亩、到第二年　(2013年)成立合作社种植面积增至100亩、2014年300亩、2015年600亩、今年近1000亩……“姚社长”麾下的生态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农户向他学习生态种植，要交学费吗?　姚慧峰真诚地笑了，“不交钱，交钱给我干嘛?　我还巴不得大家都来学习怎么种生态稻呢!”只是，现在的销售量仍有一半归功于广州的CSA机构，因此，得按订单来扩大面积，不能“盲目扩张”。这也是为什么村里还有200亩地尚未纳入生态种植的重要原因。而且，所有加入合作社的农户都须废止两季稻、休耕8个月，次年再跟着种一季的生态稻。

 

“生态稻讲究的是高品质、好口感，利于环保。相比两季稻，一季稻可以让土地休整8个月，只有端午节到中秋节这段时间在‘工作’。没有化肥农药的稻田，青蛙、田螺、泥鳅、黄鳝、蜘蛛都有了，生态环境变好了，这才是生态种植的意义所在!”姚慧峰说。

 

现在，合作社已做出名堂，成为江西农业大学等南昌5所高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实习基地。

 

从公益事业到“环境遗产”

 

如今的姚慧峰日渐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种田很轻松，所以就找点事情来做。”

 

2015年，他花2000元钱在村里的姚氏祠堂租了2间房，一间用作图书室，藏有6000多册募捐而来的图书;一间用作阅览室，配有课桌椅，每周末免费开放。“村里的小朋友大多是留守儿童，课后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脑、打游戏。他们没有像城里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的条件，但我希望，农村娃也能多看书，丰富课余生活。”姚慧峰说。

 

上个月，姚慧峰正和南昌一家名为“益心益意”的公益机构洽谈，联合筹备诵习班，请乡村附近的中小学语文老师在周末给孩子们讲传统文化，诵读、讲解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计划半月开一期。

 

姚慧峰说，他回乡的初衷是陪伴家人、吃上健康食材，过上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即使对生态种植，他也没有多么宏大的目标，如果一定要有“野心”———就是争取明年订单增多，覆盖全村1200亩土地;不远的将来，在隔壁村找个技术带头人，为邻村提供技术支持，发动更多人一起种植生态水稻。

 

去年秋天，连续2个月降水让常规种植的农户受损不少，而姚慧峰的生态稻没太受影响。他提醒，创新创业也是有风险，即使是最简单、门槛最低的水稻种植，所以，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创业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资金、舆论和家庭压力等等。创业跟打工不一样，如果不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事，很难坚持下来。

 

“创新创业，千万不要抱有太多‘情怀’!　如果不是家里有很多钱，不要把‘野心’放得太大，先谋生存、再图发展。”他说，生活很“骨感”，“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坚持下去，把想做的事做好做精。”

 

几年来的顺风顺水，姚慧峰一直强调是老天眷顾，因为种生态水稻还是离不开“靠天吃饭”。令他最欣慰的是，农民心态的变化。去年，有位老伯第一次参加生态种植，丰收后到姚家串门聊天。“老伯的太太年底查出来癌症，他说，他家攒了大半辈子钱就这一场病全没了。他告诉我，还是生态种植好，环境好了，吃得好了，人就不会生病。”姚慧峰说，一个老伯能领悟到这么多，他十分开心，体现了生态种植的价值。

 

现在，加入合作社的农户都要按“姚社长”的规矩来，比如秧盘、塑料瓶等垃圾不能留在田里，必须带回村内集中处理。未来，姚社长还要教大家学习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少用甚至不用化学洗涤剂……他坚信，从生态水稻、村容村貌入手，最终成就的将是农民的内心和子孙后代的绿水青山。

 

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南垣村出来，透过道路两旁枝繁叶茂的香樟树望去，近处，农民在水田插秧;远处，蓝天白云、青山如黛。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水面上，映出“春耕”美景。姚慧峰希望，这些忙于种早稻的乡亲未来不必如此辛劳，待到端午时一起种生态稻，还乡村一片净土。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刘超：湘西深山里的“农之梦”

 

 

 

刘超在中草药田里察看药材生长情况。

 

 

 

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刘超细心地播撒中草药种子，开启“生态养殖链”的第一步。

 

在湖南张家界，有一位名叫刘超的农民企业家。学成进城之后，他没有急切地和“荒凉”的家乡农村说再见，反而放弃待遇优厚的经理职位，返回深山，一心反哺乡村。扎根10余年之后，借助原生态中药材开发，刘超带领乡亲们走上越来越宽广的“农之梦”。

 

“没米吃饭，向乡亲们借;没钱上学，向乡亲们借;没本创业，向乡亲们借。生存路、求学路、创业路……在我的前半生，每每遇到困难，都是父老乡亲们为他们的‘超儿’铺路。感恩于此，我必须回报他们，和他们同做事、同致富。”34岁的刘超说，创业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无论在哪里，他都没有忘记当初回报乡亲的梦想，创业的激情支持他跨过了一个个困难时刻。

 

决心：“超儿”是乡亲们养大的

 

刘超出生于张家界市永定区桥头乡熊家逻村，这里曾经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家里炒菜的油都没有，一年半载见不到一顿肉，鞋子也没得穿。”贫苦的童年生活至今让刘超记忆犹新。

 

让他欣慰的是，无论何时，热心善良的父老乡亲都是他的依靠。家里吃不饱，父母带着他到邻居家借米，邻居总是对“超儿”微笑，看着他往米袋里使劲装米;穷孩子吃不饱更上不起学，乡亲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都借钱给刘家供刘超读书。“生于农，长于农，没有农村乡亲过去对‘超儿’的支持，就没有现在的刘超。”他对记者说。

 

从湖北荆门医学院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药房营业员。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让药房的年营业额从百万涨到了近千万元。“那时张家界的药店没几家做营销的，都是关起门来营业。我就制作宣传单，搞一些宣传活动，还组织医生下乡义诊，就这样，让药房打出了名声。”很快，不到两年，他就升任药房经理。

 

刘超是个“不安分”的人。尽管已经在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心中的“农之梦”从未熄灭，他想创业，想让乡亲们一起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

 

回乡：父母苦劝其留在城市

 

刘超最初的设想是，先在城市创业，待企业发展平稳后，回乡带动村民致富。于是，他在医院边开了家药房。父母对儿子的决定非常支持，二话没说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再几乎借遍村里所有的亲戚朋友，刘超的“济民堂大药房”得以开张。“父母给的一大包钱，十元、五元的都有，甚至还掺杂了几十张毛票。”几个月后，药房开始盈利，他又在景区开设了一家分店。但景区游客消费习惯和市区有很大区别，不到半年，分店就关门了。

 

“农民没什么原始积累，财富都是自己挣出来的。分店败掉了我之前赚到的一切，对我的自信心打击非常大。”刘超说，当时他的状态就是“一条命只剩下半条命”。

 

他回到家乡，将自己关起来接连几天不出门，也不和别人说话，一心总结自己初创的得失，继续在城市走下去吗?　他看到村口荒凉的山地，又想到自己每次进中药材，都要跑到湖北、四川，那为何不回乡打造药材种植基地呢?

 

可是，当他把回乡创业的想法告诉父母时，父母罕见地对刘超生气了。“父母觉得，亲戚朋友花这么大力气将我送出农村，供我在城市读书和创业，多不容易，为何突然又要回到乡下做农民?”刘超说，“他们一方面觉得没面子，另一方面从种田的收入来分析，觉得农村创业成本高，工夫大，赚不了钱，做农业没前途，建议我安心在城市老老实实地做药店的生意。”

 

刘超急忙和父母沟通，强调自己返乡创业的盈利可能，表明自己一心报答乡亲恩情，未来一切后果自己会独自面对。他延长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动员家中的男女老少，将药店的生意和流转的草药田种植，都坚持了下来。

 

坚持：激情不灭东山再起

 

刘超决定带着家中的兄弟姐妹先干。草药田在离村子6公里远的山上，没有路，刘超就自己把百来斤的种子、肥料担子挑过去;开荒没有机械，他抡起铁锹冲在前面……但药材不到60%的成活率让他傻了眼。

 

痛定思痛，刘超打破“关门”模式，问计于中医药专家以及村民长辈。“熊家逻村祖祖辈辈种稻谷，村民对种药材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一开始觉得我一个开药店的，小时候也采过中药，没有必要向村民前辈请教什么。但后来我才发现，我连‘除草要从幼苗期开始，否则草比药高’都不懂。他们无疑比离开农村多时的我更有经验。”他说。

 

之后，他又遇到了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刻———资金链即将断裂：农业投入高，回报慢，投资却不能停，停了就前功尽弃。“创业的激情和斗志不能垮，然后才有机会找到解决方法。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返乡青年的样板，自己创业都创不好还怎么带领乡亲们致富?”面对严峻的现实，刘超先从自家的日常开销开始，精打细算;然后起早贪黑，找政府，托亲朋，一家家寻求帮助。

 

此时，他还花费一万多元，去湖南大学读了两年的MBA。“返乡创业之初，我和不少浙商见面交流。天哪，同样是农民企业家，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而我们学习的就不够。创业不可能总是做几个人的小企业吧?　企业人少时，我一个人扛着，靠血缘、家庭式管理即可;未来做大了，上百人的企业，将来可能还有上千人，我就会力不从心。”刘超说，“我能坚持到现在，还是靠自己的激情。别人评价我，激情和刚创业的时候差不多，基本每天工作时间在16个小时左右，坚持不断地学习，玩了命地解决问题。”

 

心愿：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

 

6年前，刘超结婚了，妻子是他上中专时的同学。“当时，创业形势已很光明，但她从小在城市中长大。不愿和我回村里居住。我们夫妻俩几乎处在两地分居的状态，我在农村，她带着孩子住在城里。她一开始很不开心，但现在也理解了。”刘超说。

 

对于家人，刘超心中满是亏欠。“作为孩子，陪父母的时间太少，即便待在他们身边，一年到头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没几次，想陪他们去北京看看，没时间;作为老公，没时间呵护妻子，教育小孩照顾父母的重担都压在妻子的肩膀上;作为父亲，在孩子最美好的童年，我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很愧疚。我能报答他们的，就是尽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并让他们看到我所做的事情，为更需要的人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都说刘超好样的，让家人们精神上有一个安慰。”

 

对于孩子的未来，刘超不愿做太多干涉，但期望其也走上帮助农村致富的路。“在农村待得越久，我越认可，一个好的农村生态产品，必须要和大城市消费市场进行友好的对接。一直待在农村，附加值加不上去，眼界也不够开阔。因此，将来做农业不一定在农村，在城市也能做出贡献。”他说。

 

经过10年多的努力，刘超在桥头乡建成万亩中药材基地，开办乾坤农业合作社，经营范围也涵盖了中药种植、生态养殖、农业休闲等多个领域，年利税800多万元，直接受益群众1000余人，村民人均年收入从900元涨到5000元以上。为此，刘超获得第九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称号，并成为张家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首任会长。

 

“自己富了不算富，乡亲们富了才算富。每当看到农村里的荒地，我的心就会凉下来：地荒凉，人也荒凉，人都没了，农村还剩下什么?　我要创造机会让大山青年出彩，留住他们。”刘超告诉记者，现在有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村青年不少，他们不缺干劲，但缺乏引导。未来，协会将被打造成为创业经验交流平台和融资平台，在更大范围内带领农村青年致富。

 

本报记者　赵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