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族乐团“天涯共此时”音乐会，烘托出“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悠远意境。（本版图片由上海民族乐团提供）

 

 

 

 

上海民族乐团风雅乐社专场音乐会，用新媒体手段呈现民乐的“书卷个性”。

 

本报记者 许旸

 

近些年全国悄然掀起民乐热潮，学二胡、笛子、古筝的琴童与爱好者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有评论直言，仅靠几个大师级演奏家带动乐团的时代过去了，民乐不能只有《彩云追月》《春江花月夜》。渐渐升温的民乐促使专业院团思考：能不能满足并激发观众对民乐的认知热情和审美需求，创作出一批民族特色鲜明，表现手法新颖的民乐新作？

 

走过63年的上海民族乐团，尝试在传承与革新中推出新的民乐作品。近10年来乐团陆续引进民乐经典《西北组曲》《春秋》《愁空山》，同时加大委约和创作力度，创编了《龙跃东方》《太阳祭》《青铜乐舞》等保留曲目，推出一系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民乐代表作。有了充足作品打底，乐团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专业演出季主题音乐会。从靠老作品撑场面，人称“十年只有一张节目单”，转变为年演出152场，培育出新的中坚力量，绵延了民乐前辈大师的演奏精粹。

 

民乐无法拒绝跨界和融合，但是古今、雅俗、中西该如何配比？业内人士指出，机械套搬西方管弦乐写法行不通，随意嫁接时尚元素也需警惕沦为“符号消费”，只有把技法、情感和精神诉求融会贯通，贴近当下审美，才能让民乐的律动被更多人接纳和喜欢

 

当蒙古族马头琴、维吾尔族热瓦普等原生态乐器，与人们耳熟能详的《天山》《牧歌》《阿里郎》民歌糅合在一起，配上现代生动的全新编创，会是怎样一份听觉盛宴？上海民族乐团用经典，结合新的表现手法赋予“老字号”新光彩，马头琴、合唱与乐队《牧歌》，二胡与乐队《我的祖国》，打击乐《阿里郎》等经典改编民乐应运而生，被评论为既有传承，也有新创东方音乐语汇。

 

民乐突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6年上海民族乐团首开演出季时，局面不甚乐观。尽管当时已有《西北组曲》《后土》《达勃河随想曲》等优秀当代力作，但大多数观众走进音乐厅时，对民乐的欣赏偏好却凝固在《梅花三弄》《二泉映月》等传统乐曲上。2006年之前，乐团演出的曲目很集中，有人形容演来演去用一张节目单就够了。

 

只能一味重复记忆的音乐没有未来。民乐团要打破以往“年年只有一张节目单”的尴尬困境，必须从最根本的创作入手。时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的王甫建认为，创作不能留在曲谱上，创作带动演出，方能以创新推动发展。

 

委约和原创新作也是上海民族乐团不可或缺的一环，乐团面向全国作曲家广征佳品。刘长远作曲的《龙跃东方》，融入江苏民歌《茉莉花》素材，将强劲的打击乐与民乐队结合，显得欢腾热烈。张朝创作的《太阳祭》，借用云南西双版纳基诺族特有的大鼓舞音乐元素，营造出神秘气息。柳琴协奏曲《青铜乐舞》吸纳编钟和古琴音色。《墨戏》则借鉴古琴和钢琴的演奏手法，让一幅墨戏图在急管繁弦的挥毫泼墨中铺展。

 

委约和原创别人抢不走，那同一首曲子怎么演才能突出乐团的个性，不被人比下去？民乐团引进当代优秀曲目的同时，在呈现手段上独具匠心。演奏谭盾创作的胡琴协奏曲《火祭》时，分布在观众席两侧的唢呐、笙、拍板以及人声相互交融，将观众带入神秘祭祀现场。演奏郭文景创作跨度长达15年的《滇西土风》组曲时，用巨型大鼓、大对镲，表现山峦叠嶂的云南西部山民生活生产景象。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强调，民乐跨界和革新本不矛盾，贴近现代审美的好作品，总能获得欢迎与认可。

 

民乐多种元素的重新组合与现代包装，既是求新求变的结果，也是差异化竞争需求。但这根“平衡木”并不好走。十几年前，女子十二乐坊曾红极一时，全新视听呈现引起民乐保守与出格之争，到了最近两年龚琳娜、霍尊等人的风行，再次引爆民乐创新争论。有观点认为，民乐精髓在于传承，拼技巧、玩花样却有被视为“叛逆”的风险。但在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王建民看来，中国民族音乐本身就是不断融合吸收多个流派的产物，“民乐有待开垦的空间广阔，不断根又不守旧，大胆尝试跨界，找到民乐与电子音乐、爵士、流行音乐等多个元素的适当融合，有时不妨借鉴动听的民歌旋律。”

 

这也给上海民族乐团带来了启示。乐团拥有一支平均年龄约为38岁的年轻有潜力演奏队伍。从专场或独奏音乐会海报上不难看出，民乐演奏家不再是过去人们眼中身着长衫的古板印象，而是穿上华服、神采飞扬的时尚形象，他们注重与现场观众互动，舞台表现力绝非狭义上的民乐表演所能比拟。王甫建支持年轻艺术家从不同方向进行尝试，但他也反对盲目追求夸张声效、空洞拼凑，将演出整成不伦不类的大杂烩，“民乐传承民族情感与文化这一内核不变。”

 

仅有“混搭”还不够，演奏技巧、编曲方式、舞台呈现无论怎么调整，民乐的人文内涵和民族情怀仍需坚守。礼乐之邦，怎能绕开民乐？民乐最大的天然优势就是每个中国人会以一种母语、方言式情感，自发去贴近熟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创新必须提高民乐文化含金量

 

年年不乏民乐演出走出国门，令评论家们隐忧的是，对外交流中，中国民族音乐往往被视为民俗文化来看待。有业内人士认为，其中不少音乐表现流于粗浅，多是某些民乐家领衔的传统演奏，仅满足于简单技巧展示，缺少一种文化底蕴强有力的纵深感，无法挺起民乐弘扬民族文化的脊梁。在王甫建看来，民乐要发展到一定高度，缺少的不是技术，而是对精神世界的探索。“我们听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觉得很感动，但是中国人自己为什么不写一些优美民乐去歌颂长江黄河呢？”

 

因此，上海民族乐团在策划演出音乐会时，突破庆典演出的传统模式，注重凸显民族音乐深层次内涵。王甫建经常被问起如何定义“民乐”，他认为，老祖宗早就回答清楚了——风、雅、颂。“风指民间音乐，直接表达情绪和情感。雅，经过文人提炼、具有中华民族精粹内涵。颂，实际上是人的精神寄托，也是传统文化的寄托。”民乐不能只有情感，而少了思想和精神。如果说，《青铜乐舞》《丝绸之路》等贯穿祖国东西南北多元民族音乐的作品，展现了“风”的多姿多彩；《流水》《墨戏》则代表“雅”文化的雅致与隽永；《春秋》《龙跃东方》等当代经典，奏响了“颂”的恢宏篇章。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齐国闻韶乐，曾甜蜜地怅然“三月不知肉味”。趟过历史长河，历经几番沉浮，如今的民乐能否重焕直击人心的魅力？

 

当下，现代民乐要发展，需给予和西洋音乐同样的想象空间，而非用一些先入为主的既定观念去限制它。评论家提到，许多人拿“风格”、“味道”去框定民乐，这就把整个民族千年传承的情怀给抹煞了。民乐拥有国人语言表述的方式、代代相传的精神、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东方文化对世界的认知……这些宝矿都值得深挖，积淀不是古玩花瓶式摆设和把玩，也并非表面的形式翻新，而是思想与智慧的延伸。

 

上海民族乐团老一辈二胡大师闵慧芬，有次观看了年轻二胡演奏家对《阳关三叠》的演绎后，告诉那位后生，改编传统乐曲时要充分了解那段故事背后的历史背景，如果不能深入洞悉其中底蕴，改编出来的作品也是缺少灵魂的。而这份理解多随着演奏者自身积累一步步升华。郭文景创作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大量半音、变化音、速度极快吐音应接不暇，不少演奏家一上手先被技术难度吓倒，但旋即又被吸引，演奏次数多了，对乐曲的领悟加深后，便会慢慢体会到第三乐章低音大笛浑厚宽广音色所表达出的苍凉厚重，戏剧张力十足，这甚至改变了以往人们对竹笛乐器性格的普遍认知——大多数传统作品中，竹笛普遍传递出悠扬欢快情绪，但到了《愁空山》，会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性色彩和力量。

 

种种领悟离不开扎根传统文化土壤。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用群鼓刺激的色彩音响构成乐曲结构张力，迷人的音乐表现力背后，渗透了民乐人对民族精神的追根溯源。不难看出，“春秋”提供的音乐想象空间是无穷无尽的。

 

除了打下乐理、和声、曲式等基本功，民乐从业者的综合艺术修养简直可以决定个体究竟能走多远。古诗词、各流派戏曲、书画的积淀，对于塑造立体丰满的知识架构大有裨益。上海民族乐团“龙跃东方”音乐会中，既有恢弘大气的礼赞颂歌，也不乏古朴雅致的如泣如诉，其中《将进酒》《如梦令》等曲目成功根植唐诗宋词沃土。评论家认为，如果文化根基贫瘠，现代民乐作品就算吹奏弹拉下来也只是照猫画虎，无法通过指尖、气息、眼神，传递出极富中国意境的微妙内涵和审美趣味。

 

专家访谈

 

站在国际舞台民乐不只是原生态或供人猎奇的东西

 

——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

 

“创作是目前国内民族管弦乐的短板。”刘锡津说，民乐创作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像老艺人一样，以演奏者思维进行创作，手法比较简单陈旧；另一个极端是打着所谓“前卫”招牌怎么难听怎么写，无法引起大众共鸣，只能束之高阁。

 

目前这两个极端正逐步往中轴靠拢汇集，演奏家越来越重视作曲技术的学习与运用，专业作曲家努力从传统音乐遗产中汲取营养，但都还需要一些时间。“希望喜欢先锋探索的创作者能从优秀经典音乐语言中找到根基，不要像剪贴师一样生吞活剥民乐素材，而要学会消化地继承，不能反被吞噬。”传承和创新并不矛盾，两者可以琴瑟和弦，刘锡津以上海民族乐团保留曲目之一《西北组曲》为例，作曲家谭盾信手拈来陕北民歌“信天游”、大胆运用鼓乐演奏，成功移植改编了民歌旋律，直抒胸臆呐喊出黄土高原的厚重绵长风情，已是业内民乐作品革新典范。

 

站在国际舞台，民乐不只是原生态或供人猎奇的东西。刘锡津认为，与有着几百年渊源的西方交响乐队相比，成建制的中国民乐正处于转型期。“民族音乐从刘天华那个时代的单打独斗扩展到上百人乐团大规模亮相，但这绝对不是终结。民乐表现形式灵活多样，不仅可以独奏、协奏，也可以成为呈现完全交响性音乐表现力的专业团队。”

 

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民族管弦乐人才，尤其是作曲、指挥人才数量不算少，但出类拔萃、综合素养高的艺术家却十分短缺。年轻一代中国民乐从业者中，一部分人对我国古典和民间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理解不深，有些甚至连自己演奏的曲目从哪里来、具体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唐建平创作的琵琶协奏曲《春秋》广受赞誉，转轴拨弦间奏出雄才辈出、风云际会的壮阔画卷，但有些学生对这段历史没概念，连孔子是否生活在春秋年代也很混沌。

 

光有技巧显然攀不上塔尖。在刘锡津看来，民乐要走得踏实长久，文化底蕴修养堪称“画龙点睛”。“如果将中国诗词的格律意境、历史来龙去脉、文化理论娴熟运用于创作和演奏，民乐可以变身为人文阐释的践行者。所谓琴棋书画不分家，民乐人应持有文化自觉，在音乐实践和精神积淀中不断进步。”

 

作品简介

 

民族乐器为中国的独特传统乐器，代表着中华音乐文化。现一般流行的有笛、二胡、琵琶、丝竹、胡琴、筝、箫、鼓等

 

筝乐作品《墨戏》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演奏自己创作的筝乐作品《墨戏》。作品借鉴中国书法的意境，一个黑白世界，成就气象万千，高古的沉雄朴拙，禅意的素淡空灵，豪放的淋漓挥洒。筝乐多变的律动，传递出虚实相生、笔断意连的韵趣。

 

双竹笛与乐队《双喜临门》

 

竹笛演奏家金锴、李宛慈演奏双竹笛与乐队《双喜临门》。作品根据北方梆笛代表作《喜相逢》创作。曲风高亢明亮，展示了北方人民热情爽朗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亲人别后重逢的情景。独特的双笛演奏，不仅使音乐层次更加丰富生动，也寄托了“双喜临门”美好寓意。

 

柳琴、合唱与乐队《青铜乐舞》

 

柳琴演奏家唐一雯带来的柳琴、合唱与乐队《青铜乐舞》，由上海民族乐团委约作曲家张朝创作，首演于2014年乐团“繁花似锦”音乐会。作品从铜鼓文化中获得灵感，以广西少数民族音乐风格打底。用青铜铸成的铜鼓承载着历史文化，其中不乏动人传说。乐曲凸显柳琴高亢刚劲的音色，以华丽高超的演奏技巧、流畅鲜明的华彩乐段，彰显浓郁少数民族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