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晨曲———浦东崛起》，邱瑞敏创作(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作品)

 

 

 

 

 

改编自路遥小说的《平凡的世界》(图①)，以及《媳妇的美好时代》(图②)等不同风格的电视剧，是近年来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代表作。有学者这样形容它们:凭借对人心的观照与挖掘，在大众文化的快餐式消费中重建起一种情怀。(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对社会现实深入肌理的体验、钻研和理解，就没有优秀乃至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诞生。从事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对作家艺术家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了解现实、熟悉现实。当下，不少优秀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持续火热，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在某些创作者、新潮理论家、批评家那里已经成为“过去时”，几乎等同于观念的保守和落后。

 

那么，历史悠久的现实主义为什么具有这样的魅力?　现实主义什么样的品格和境界奠定了它的魅力?　在中国文艺由“高原”向“高峰”跃进的过程中，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话人】

 

张　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崔志远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苗长水　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创作室主任

 

栾梅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实主义的“干预性”

 

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的功能“爱与善”，仍然是体现这种“干预性”的最主要的内容。“干预”丑与恶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干扰破坏，推动人们向爱与善的方面发展与健全自己的心灵世界，这正是“干预机制”本身最深刻的含义。

 

张江:在当前的文艺界，关于现实主义存在这样一组貌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现实主义在某些新潮理论家、批评家那里已经成为“过去时”，几乎等同于观念的保守和落后;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却持续火热，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普遍欢迎。历史悠久的现实主义为什么具有这样的魅力?什么样的品格和境界奠定了现实主义的魅力?在中国文艺由“高原”向“高峰”跃进的过程中，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程光炜: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法语中的Rea1ism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a1istas(现实，实际)。众所周知，巴尔扎克(1799－1850)是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深刻含义上的作家，他的《人间喜剧》乃是深刻的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毫无疑义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是其突出的代表。

 

受其影响，上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有“文学研究会”等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涌现过茅盾、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等代表性小说家。他们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写实主义”，使现实主义写作在新文学中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

 

上世纪50年代，文学界关于“干预生活”的讨论与探索，虽然为当时的苏联文学的小说写作所引发，但却适应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需求，推动小说写作的现实主义向度与力度。从那个时候开始，“干预生活”实际上成为了我们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内在元素。上世纪50年代王蒙等人的“干预生活”小说，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就产生过较大影响。承接这一传统出现在80年代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但1985年后因文学转型，上述文学潮流有所弱化和变异。

 

八九十年代路遥创作的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应该是“干预生活”文学传统最好的承继。值得注意的是，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去年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后，仍然在广大观众中获得很高的认同感。很多人从孙少平充满坎坷的人生奋斗中重新找回自己青年时代的身影，经历了精神洗礼，更重要的是思想情操得到极大的提升。

 

路遥作品的持续走热，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文学走向多元化之后的今天，“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依然能重返社会现场，积极参与公众生活?它为什么还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对社会正义和世道人心有明显的正面引导作用?　这是因为，尽管当代文学获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作家批评家各呈风采，最近30年出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批评文章，然而读者和观众却始终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和文学批评保持着较高的认同感。其中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是:我们对物体的理解与感知，与物体独立于我们心灵之外的实际存在是一致的。现实主义就是关心现实和实际。虽然不可否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之外的其他文学流派和艺术形式，也可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实主义的“干预性”虽然包含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容，但现实主义文学最基本的功能:爱与善，仍然是体现这种“干预性”的最主要的内容。“干预”丑与恶力量对社会生活的干扰破坏，推动人们向爱与善的方面发展与健全自己的心灵世界，这正是“干预机制”本身最深刻的含义。

 

现实主义是有机体系

 

虽然现实主义自19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在国内外的文学流变中，涌现出不同的形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就其基本的特征来看，基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内核，突出真实性，重视客观性，强调典型性，都是具有贯穿性的基本要义。

 

张江: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或者说最鲜明的理论个性，就是它强烈的与现实交互作用的冲动和品格。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现实主义创作对现实的关注和倚重，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的诉求;其二，现实主义创作对文艺作品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干预现实功能的追求。两个方面互相支撑，彼此策应，构成了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

 

崔志远:虽然现实主义自19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在国外和国内的文学流变中，涌现出不同的形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就其基本的特征来看，基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内核，突出真实性，重视客观性，强调典型性，都是具有贯穿性的基本要义。

 

这里最为重要的基点是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并非单摆浮搁，互不相干，而是相辅相成，紧密勾连。可以说，真实性的要义在于真实表现“现实关系”的认识方法，典型性是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思维方式，细节真实则体现为细节描写的特征性手法，这样三个层面，内在地包含了历史感的人文精神、理想精神和科学批判精神在内的理性精神。三个层面不仅密切相关，而且和理性精神紧密相连:愈是追求文学表现的客观真实性，便愈要强调创作主体的理性精神;反之，创作主体的理性精神越强，越能实现文学的客观真实性。如此，文学便具有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强调客观真实性的认识方法，是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恩之前的现实主义有两个重要命题:“模仿自然”和“再现生活”。马恩将其升华为“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包括: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现实关系，即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走向;“最现代的思想”，即时代的先进思想精神，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精神和审美情操。如此，将“自然真实”与“生活真实”上升为“历史本质真实”。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实际上强调的是典型化的思维方式。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典型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古希腊以来一直把典型视为类型，启蒙主义时期方有“个性说”。见解独到的是歌德的“特征”论和黑格尔的“完整的性格”论。恩格斯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每个人都是一个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二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关系，马恩之前大都强调环境对人物的单向影响，黑格尔的“情致”说看到“情境”和“情致”的相互作用。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则是对人物和环境辩证关系的整合性思考。二者的联系愈充分，人物性格便愈典型，对“现实关系”的反映也就愈深刻。

 

细节真实，实际上要体现为细节描写的特征性手法。即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和整体性。最早关注细节描写的是狄德罗，对细节描写和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巴尔扎克，但对细节整体性关注不足。恩格斯提出“细节真实”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结合，强调“我们要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这无疑对典型化的艺术思维提供了保障。

 

上述三个层面紧密联结相互作用，从认识方法、思维方式到特征性手法，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制约和步步落实，反过来又从微观到宏观层层保证和升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系。

 

努力进入当下生活

 

今天社会分工的细化，时代发展的加速，都对作家艺术家把握现实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们发展得越快，我们的成就越令世界瞩目，这种对现实的陌生和疏离就越严重，中国作家的现实短板就越明显。

 

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最基本的一点，要有过硬的阅读生活，尤其是阅读当下生活的能力。

 

张江:从事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对作家艺术家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了解现实、熟悉现实。从当年的巴尔扎克，到中国当代的柳青、赵树理，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对社会现实深入肌理的钻研、体验、理解，就没有优秀乃至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诞生。今天，社会分工的细化，时代发展的加速，都对作家艺术家把握现实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苗长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成长时的社会变迁，平素受到的文学熏陶，后来接受的文学教育，都使现实主义的影响深入骨髓，也使我自己的写作靠近着现实主义。作为这样一个作家，似乎不必特别强调责任意识、使命担当，我以为那就如同拿起枪就要战斗一样，拿起笔也要进行战斗，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层面的战斗。

 

21世纪有许多状况不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正在走向强大。但是，奇迹的创造，时代的变迁，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是怎样发生和进行的，这些内容却总是比较难以进入我们的创作生活。某些作家、艺术家好像都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的人，他们的作品也好像来源于另外一个时代和社会。更糟糕的是，我们发展得越快，我们的成就越令世界瞩目，这种对现实的陌生和疏离就越严重，中国作家的现实短板就越明显。

 

比如军队生活，我们这支军队最重要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这些令美国人都不得不潜心研究的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战斗力生成法宝。党组织的观念在我军军人心目中和行动中的神圣感，是许多作家都无法想象的，绝对不可忽视。就军队作家而论，如果不把这样的生活体验透、研究到家，你就不可能写好中国当代军人，不可能写出比其他国家的军事文学更强、更美的作品，比　《静静的顿河》　《第二十一条军规》　更加经典的当代中国军事文学。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我们的文艺创作仍然“有高原、无高峰”，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能够带来强烈视觉和情感冲击，具有特别震撼的艺术效果的作品，为什么没有伴随国家的强盛而诞生?　作家的天分不足，还是努力不够?　在我看来，作者的才华只是成功的一种要素，努力也并非总是带来理想的结果。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最基本的一点，要有过硬的阅读生活，尤其是当下生活的能力。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把阳光带进现实

 

生活中的温暖、感动、振奋、雀跃更多，更精彩，更值得书写。问题的关键，是你的眼睛盯着哪里。

 

现实主义倡导介入现实，干预现实，这种“介入”和“干预”，其目的无疑是让现实变得更美好。

 

张江:对于现实主义创作，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现实总是纷繁、驳杂、缠绕的，既有令人沮丧的一面，也有令人欢欣的一面，既有阳光洒满大地，也有阴雨笼罩天空。

 

如何取舍，如何选择，或者说，将哪一面呈现给读者、观众，就成为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作家艺术家当然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选择的背后往往又隐藏着创作者自身都习焉不察的心态和习惯。我们还是期望，文艺创作者要把更多的阳光带进现实。

 

栾梅健:长期浸淫于文学研究之中，会越来越信服“文学是人学”的理念，认同文品即人品的说法。所以，包括作家在内的文人，自身的心态养成，人格修为，绝非无关紧要，而是至关重要。现实主义作家如何看待现实、读取现实，同样有这个问题。

 

哲人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它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最初的本原意义上，人是混沌的，复杂的，多元的。

 

然而，有些文学研究者却也时时在向人们提供着这样似乎是矛盾的事实:汪精卫是汉奸，但是他的旧体诗却常常闪现出俊朗的艺术才华;周作人是汉奸，但是他的散文却仍然意蕴深长，耐人寻味。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其实是多有怀疑，甚至是完全反对的。

 

鲁迅在　《文学与出汗》　一文中，认为　《红楼梦》　中看大门的焦大出的是臭汗，而娇滴滴的林黛玉出的是香汗，这不是牵强的勉力为之，而是自然而然流露的结果。

 

即如汪精卫吧，早年作为反清爱国团体南社之一员，他的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而后期叛国以后，大都是自怜自怨的哀叹之声。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人的文学》《平民文学》　等文大都是健康、明朗之作，而在“附逆”以后，其作品大都则退回内心，在细微、琐碎的文章之中时时露出怯懦、恐惧之色。

 

其实，这只是人类情感生活中的常态。高兴时会笑，痛苦时会哭。同样地，对生活乐观的人，常常会发现人生中的美好;对生活悲观的人，则往往会无端地对社会充满怨恨。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也就有什么样的艺术表现。

 

言为心声。这不是什么矫饰，也不是什么造假，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毋庸讳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累积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事实，也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只要换一种眼光，换一种心态，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温暖、感动、振奋、雀跃更多，更精彩，更值得书写。问题的关键，是你的眼睛盯着哪里。

 

张江:现实主义倡导介入现实，干预现实，这种“介入”和“干预”，其目　的无疑是让现实变得更美好。

 

事实上，历史上的诸多现实主义经典名著，的确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理念，一定会推动今天的文艺创作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