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黎军摄

长江口是世界第三大河口、具有国际意义的生态敏感区之一；长江口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停歇地，每年吸引上百万只/次水鸟在此栖息；长江口是300多种河口鱼类的定居地，也是中华鲟、鲥鱼等洄游性鱼类的天然产卵场……

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长江口无疑是上海打造生态之城的重要抓手。在日前举行的“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体制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提出应充分认识长江口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将其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品质生态空间，让它成为上海吸引人才、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一张“生态名片”。

生态价值

“宝藏”长江口尚未完全被人认知

提到长江口，你会想到什么？是繁忙的港口码头，还是鸟儿振翅的身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庄平教授一连用了12个“地”来形容长江口的价值：河口鱼类定居地、洄游鱼类必经地、东海鱼类补充地、五大渔汛孕育地、长江三鲜出产地、水产苗种供应地、水禽候鸟中转地……其中一些价值尚不为人熟知。

海陆交互作用造就了长江口特殊生境，作为我国最大的淤泥质三角洲河口，这里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鱼、虾、蟹等水生动物。“很多人也许不知道，长江口为何成为众多水生生物和鸟类的天堂。”庄平说，长江口为半日潮类型，每日出现两次涨潮和落潮，由于涨落潮的作用，滩涂上形成了无数纵横交错的潮沟，潮沟是鱼、虾、蟹栖息的重要载体，甚至是有些物种不可替代的栖息地。广袤滩涂湿地还吸引了往返于东亚—澳大利亚的候鸟前来停歇，潮沟中的鱼、虾、蟹成了它们最好的补给食物来源。

事实上，长江口还是许多濒危物种的庇护地。在长江口及邻近水域栖息着多种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白鲟，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松江鲈、抹香鲸等。

滩涂湿地、虾跳蟹爬、鸟飞鱼跃……每每提到长江口独特而丰富的生态系统，专家们总是难掩激动：“要知道，如此庞大的江海岛复合生态系统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经济价值

国际大都市的“自然资本”和“生态银行”

近年来，长江口独特的生态资源已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目前，区域内已建成了青草沙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多个保护区，一批独特的生态景观和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吴承照看来，长江口作为上海都市的“自然资本”和“生态银行”，需要更加“一盘棋”和“立体化”的保护——不仅保护湿地系统、鸟鱼栖息地等生态资源，还要保护湿地文化、亚热带海陆相互作用系统等资源，“待时机成熟，可将长江口国家公园建设提上日程”。

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长三角入海口附近“加码”生态保护，不仅有助于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亦将激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表示，不少国家在经济中心城市旁建有国家公园，它们既保护了生态，也对塑造当地人群的价值认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当城市发展进入创新驱动时代，打造长江口高品质生态空间已不仅仅是生态需要，也是经济需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的研究表明，当今世界的“最强大脑”是跟着环境走的——他用大量调研证明，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好坏，与该地的人均专利数量、人均GDP、论文发表数量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坐看“鸟飞鱼跃”的高品质绿色空间或将成为上海吸引“最强大脑”的重要砝码。

美学价值

高品质生态空间不可忽视的“必备品”

上海需要什么样的生态空间？在华东师大旅游学系教授庄志民看来，要将美学价值融入自然保护中。他表示，风景产生于边际，所谓“边际”，是不同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两部分发生关系的地方，如钱塘江大潮发生于江和海的凸显处，朝霞发生于日夜时分交接时，“坐落于江海交接之处的长江口，其美学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地域代表性美景是城市人群精神品格的一部分。庄志民想起去年他最满意的一次旅行：某天凌晨三点，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一路驱车向北，六七点时赶到崇明东滩湿地公园。望着远处芦苇摇荡、鸟雀腾空、东方吐白的景象，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美妙：“自然保护地承载着保护自然生态和景观的使命，它需要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为公众提供享受自然和接受自然教育的机会。”

吴承照十分赞同这一说法。他表示，长江口保护不同于大动物保护地对原生态的生境要求，它更强调生境梯度的联通性与体系完整性和人类共生性。这个保护区中，应该让人融进来，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这一生态空间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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