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音乐里的音色表现，不仅是富于特质的，而且是丰富的。中国音乐里的音色多元，我常用一句话说明它：无声不可入乐。比如说戏曲。宋元以来的戏曲是一门重要的表演艺术，在戏曲角色里你会发现，我们和西方有明显不同。生旦净末丑，发声部位不一样，出来的音色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没听他演些什么，那种形象的感觉就已出来了。一切那么直接，老生要苍朴，小生要手无缚鸡之力或半阴不阳。在中国戏曲，演老人就是老人的音色，小生就是小生的音色。再加上净角就更有趣了。千生万旦，一净难求，要声如洪钟，才会显出英雄或是大奸大恶的气概。中国人为什么能听戏，就是这样，我们即使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角色。一个丫鬟的音色和公主的音色会不一样。而你看《茶花女》，一个小姐和一个丫鬟没什么不同。这和好坏无关，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我们甚至形成一个认知：一个角色不够分明的戏，就不是一个成型的大戏。

“无声不可入乐”在哪里能体现呢？就在中国打击音乐的丰富性上。打击乐在西方一直是边陲，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大，两三样稀稀松松的打击乐器，一直到近三十年，才渐渐把打击乐当成一个独立形态。在中国音乐里若去掉了打击乐，不晓得它要干嘛？从传统的钟磬一直到民间的锣鼓，没有这个东西就缺了一大块。中国的打击乐形式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我问过一位打击乐专家，中国的打击乐到底有多少？他说，宽松一点说是六百种，细分大概一千种。而打击乐最重要也可能最根底的表现就是音色。今天一个旦角出现时，一定要配小锣，很柔性，她唱：“奴家今年一十六”，柳枝轻摇，莲步细舞地走来，配上小“台”正合适，如果大锣“哐”一声，什么美感都没了。而中国的打击乐借用西方术语来说的话，它还有进行式和中止式！因此，梅兰芳都不敢得罪打鼓的，他不给你定最后一下亮相的“哐”，一迳地直打“台”（进行式），你脚都没法落，没法完成最后的亮相。中国的打击乐太精彩，精彩到早在汉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音乐形态。如《鸭子拌嘴》，全部是打击乐，你很容易想象是一群鸭子在吵架，非常形象对不对？像这样的音乐是唱不来的，因为它主要是音色的组合，而那个音色就是打击乐本身的声音。

中国人对音色的重视自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乐器分类，八音是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我们过去一些音乐学家说，这样的分类是不科学的。的确，它不像西方物理学式的分类，不按操作法分，所谓吹拉弹唱，也非结构分类。这种分类事实上是一种音色分类。因为不同材质会产生不同音色。所以过去“击鼓攻之”，“鸣金收兵”，非常清楚，绝对不会听错。

再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中国人音色系统丰富，那就是音色变化。一个音色变化丰富的乐器，才可能在中国音乐中担任重要角色。比如钢琴，表现力非常丰富，可恰好在音色这一环是缺变化的。放在中国，命运就受到影响。而中国乐器，我们先说古琴，有泛音，散音、按音的分别。像琵琶有四条弦，缠弦、老弦、中弦，子弦，子、中、老就非常有生命的味道。子弦有子弦的味道，孩子的世界是怎样，我只要这样在子弦弹一下《妆台秋思》，有点闺怨，有点撒娇，你就有感觉，对不对？属于在座各位大学生的感觉。但同样的音高、同样的结构，我们再来听中弦，一出来就是在座中年人的世界。再听老年，白头宫女话天宝的世界，对不对？哀莫大于心死。你看音高、旋律一样，只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四条弦上出了变化，我们可以从16岁走到66岁。所以看一个音乐家弹曲子，这个音到底要放到哪条弦，其实就决定了生命情境要放在哪个位置。

笛子在中国乐器里音色变化很特殊。我们晓得笛子内贴了一个竹膜，这就使得它产生一个有意思变化，听到低音区，竹膜声音明显变强，在听觉上，会感觉声源离我们近；遇到高音区，竹膜声会不见，我们听觉上会觉得它在远处。一首乐曲有高音低音，因此就会时远时近。为此，中国长笛也就产生一个不同于西洋长笛更特殊的空间感。如《妆台秋思》，让笛子不仅在音高上面可以有高低的表现，还会有前后纵深的效果，显得很立体。坦白说中国音乐这样的一种表现，放在西方音乐美学体系中是一个不良的表现，因为“音色不统一”，但是在中国它却是很优秀的。理由也一样，“音色多变化”。所以同样一种现象，因为不同的美学系统，就会得到不同的价值判断。比起西方，中国的音乐是多元的，它无声不可入乐，任何音色只要放在一个乐曲里面适当位置，一般认为的噪音也会成为乐音。像《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如果没有那些“噪音”，战争像什么，像小女生打情骂俏，完全无力，对不对？而在西方，它对音色的讲究，比较趋向惟一的，某种特定美的追求。

《十面埋伏》剧照

中国音色表现的第二个更内涵的则是“音即一切”的音色观。就像我们在写书法，一个人的书法好坏，是具现在一笔上的，也就是音色的表达是在音色里就完成的，不需假借任何外在的旋律、曲式、结构的发展。音色里的实音、虚音、合音，就有层次。如《思春》，藉由一个音的五种音色变化就可以带出心有戚戚，但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倾吐出来的心情变化。一个音在这里事实上就具足了一切。

就中国音乐“音即一切”的音色特质，我想作几点简单介绍。我们刚才讲，任何音乐系统都有它喜欢的音色。中国音色虽然比较多元，但还是有它基础音色的存在。这基础音色跟桐木音色有关。中国人在音乐上比较不讲究共鸣，它要的是材质本身的音色。而梧桐软硬适中，较能传达出很淳厚中和的感觉，而在这点基础上再做变化。

中国音乐重视音的本质，以《阳春》为例，它所以有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就因琵琶“多骨少肉”的音色，是不是？这首曲子不能拿到吉它上弹。也许当吉它弹出第二十个音时，它第一个音的共鸣恐怕还在那里。所以吉它很适合伴奏，而琵琶只能做主体的、独奏的表现。中国的乐器都有这个特色，它的音色虽然站在梧桐木的基础上面，但个性很清楚，颗粒很清楚地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常说中国乐曲的音色是非常个性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音色还常体现一个较音色更基底的角色出来。过去琴人讲，散音不动，像地；泛音空灵，像天；按音是人来变化它的，代表人。一个好的乐曲一定要在天地人中间得到协调。所有的古琴曲，一开始不是散音，就是泛音。最后的结束一定是泛音，为什么，因为散音代表地，泛音代表天，代表音乐来自天地。最后好的音乐，要回归于天。所谓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在说一个伟大的创作者无论多了不起，也只是一个宇宙的接受者，宇宙电场的插头恰好插到你而已。这里体现出了中国人特殊的创作观。

“音即一切”还涉及到中国音乐对下指落弦的功力讲究。中国乐器有一个特色，机械功能都不强。乐器机械功能越强，人为的空间就越弱，机械功能最强的是电子琴，所以电子琴最玩不出音乐家的特色出来。中国乐器因为机械功能都不强，就靠人来控制它，各位听过管子吧，一个音可以吹出不同的四度出来。同样一把乐器，一个行的人弹就是好乐器，烂人弹，好乐器也变烂。就像书法，它是讲究软笔对软纸，我心动，笔尖就会动，所以会有“心正则笔正”一说。年轻时会讨厌这句话，认为那么道德，后来发现是有内在道理。书法为什么可以修身养性，你只要心没有静下来，手头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在笔头体现出来。中国音乐也一样，讲软弦对软弓。以前过世的指挥家彭修文告诉我，他在大陆看到最好的民间胡琴家用的乐器，弓拿起来，弓毛是垂在下面的，拿起来，弓毛可以缠三匝。好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用毛巾去抽人？一个道理，可以在瞬间达到最大的张力位差。而现在我发现弓越做越紧，某种意义也就是一种美学的退化。

我们听20岁的《塞上曲》，中年的《塞上曲》，老年的《塞上曲》，这样一种因音色的变化而产生的情怀对应，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才能感受到。我曾说过，乐谱是没有办法表现音色的。它可以表现音高表现结构，没有办法表现音色。所以从谱子认知一个中国作品，可能那个原点就缺了。而这样一个原点缺失，就会导致中国音乐里可能最重要的一块就从根柢流失了。也容易出现一种以西非中的心理异化。我们最丰富的一块乐谱反而是不能记录的，想想多吊诡！但其实，乐谱是不是真正完全不能记录呢？也不尽然，我们知道中国乐谱里附有很多指法谱，这里就有音色的表现。忽略这一块，我们对中国音乐发展就会认识不清。

【本文节选自《音色里的中国人文——林谷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原刊于《文汇报·每周讲演》，2003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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